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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国家观念的确定，始终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潮与对西方文化的想象。二者交相辉映，形成相对稳定的启蒙意识形态。启蒙知识分子通过对自我个体思想观念的更新，yin领广大民众从传统乡土中国的视角出发，艰难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它必然涉及晚清以来西方国家及文化的侵略与殖民，东方民族寻求民族独立的反抗与妥协；现代西方民主政体与传统中国封建政体的角逐与博弈；现代知识分子西化立场与传统中国民众的乡土差序立场的矛盾与游离；普罗大众建构民族国家的宏大时代命题与个体生命在动荡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自我生存的切身利益纠葛等多维度的社会命题。
从“触摸历史”的角度“进入五四”，会发现上述所有社会命题在整体上虽有“启蒙”作为意识形态，但依然观点不一，众说纷纭。《启蒙意识形态：鲁迅的家国理想与文学隐喻》试图以鲁迅为中心，梳理并发现鲁迅在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建构过程中呈现的独特思想，并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发现其文学表达中的社会疗救及政治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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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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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第一章 家国理想：想象的共同体与启蒙价值观
第一节 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国家观念的确立
第二节 启蒙意识形态下陈独秀的“民族国家”理想建构
第三节 鲁迅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个性化认知与表达方式
第二章 租界语境：作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体验
第一节 《良友》画报的租界文化品格及东西文化张力
第二节 租界语境下鲁迅民族意识的双重视域
第三节 租界语境下鲁迅杂文的异化与坚守
第三章 文学世界：异质化的审美追求与文学隐喻
第一节 启蒙语境下文学观念的转型——“五四”小说的异质化审美追求
第二节 压抑场域下的无意识符码——鲁迅小说中的“呓语”现象
第三节 疾病氛围与鲁迅小说的文本隐喻——以《药》《弟兄》为例
第四章 国民性批判：民族国家背景下的“立人”使命
第一节 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与国民性批判的立场
第二节 生命进化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规劝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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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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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意识形态：鲁迅的家国理想与文学隐喻》：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一定程度上萌生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和相当自觉的国家观念。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构想，在饱经瓜分之痛的中国民众心中建构一个理想的大共同体，用以对内保护中国民众作为“人”的利益，对外抵御西方殖民者的武力侵略。伴随着鸦片战争开始并逐步升级，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最受关注、最亟待解决的全民性命题。不同的思想轨迹导致了不同的思维逻辑及陈述方式。最具现代民族意识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借用满汉矛盾来激起一种狭隘的汉民族意识，并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统治，然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却并没有在切实的意义上将“共和”的构想深入体制，从而在民众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失落感。于是，用另一种方式开始反思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在中国社会的行进方式也就变得相当重要。事实上，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意义的实效在另一层面上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获得了重新审视与反思的机会。正是在此过程中，某些并没有直接对民族、国家进行政治性言说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早期的维新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再次被人提及，而鲁迅的某些富含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论述也成为某种最为睿智、最为深刻的民族剖析与个体审视方式。
李欧梵认为，“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决不是狭窄的政治或革命的问题，而是透露出一种广阔的文化精神方面的思考”①。需要追问的是，鲁迅究竟有无清晰的民族主义（或民族意识）。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元命题，因为它涉及关于鲁迅民族意识相关论述的真假。从鲁迅早期思想来看，不难发现其朴素的爱国热情与激昂的民族意识。从1903年创作《斯巴达之魂》开始，我们便看到鲁迅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有志青年的形象，虽然与后期的深邃相比，这篇文章中充溢着更多的未经论证的直觉屈辱体验与保卫民族国家的豪情壮志，但这种热血沸腾的言说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暴露了鲁迅自觉的民族意识。随后的《自题小像》更是抒发了一种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以身报国之情。《摩罗诗力说》赞扬的不仅仅是一种“摩罗”精神，同时也对弱小民族的命运及弱小民族国民的拼搏方向做出了自己的判定。周作人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及：“豫才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①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正从某一侧面反映出鲁迅的民族意识。在鲁迅的民族意识中，并不仅仅涉及政治色彩的民族国家建构，还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精神，从科学技术到文学艺术，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都在民族主义者的伟大关怀之中”②。所以，鲁迅的民族意识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多重维度，他对所有涉及中华民族、中国、中国人的问题进行了逐一有效的分解，从各个微观的角度来深入思考，通过某种历史的经验与自我的体察方式寻求答案。
这种多重维度的民族意识支撑了鲁迅一生的思想，也饱含了他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殷切期待。从最早的“立人”观念开始，鲁迅的民族意识便在这些细致入微的相关命题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立人”既是一种极具民族意识的建国方略，同时也是一种带有启蒙色彩的人本主义倾向。它有着纵横两极的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中，鲁迅时时根据不同的民族问题与社会矛盾调整自己的关注对象，然而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解读民族国家的方式。启蒙意识形态笼罩下的中国社会，充满着种种激进却又极端理想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式，并试图通过来源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口号唤起中国民众对自我“个体”的自觉。鲁迅虽然是启蒙阵营中最出色的旗手，但他的自我经验又在另一层面上演绎出一种莫名的怀疑与深刻的孤独。这种孤独让鲁迅在体验启蒙知识分子所谓的民族意识被唤醒后无路可走的无奈与彷徨的同时，也让他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探寻作为小共同体的“人”与作为大共同体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反思启蒙的潜在目的。在对诸多涉及民族国家的次级命题进行思索时，鲁迅发现了许多中国人的劣根性，并在上海这样一个殖民场所完成了最后十年的探索。在“中国人如何成为真的人”这一问题上，鲁迅的思想中似乎出现了某种深深的民族罪感。中国是个“大染缸”的论述，在鲁迅文章中屡次出现，这种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反思经历了历时语境与共时空间的双重规训，最终形成一种极具特色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使得鲁迅思考民族国家的命题时既多了一种难以企及的深刻，同时又有着些许耐人寻味的偏颇。正因为“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有伟大的爱，所以对于我们民族，由历史上，社会上各方面研究得极深”①，这些微观的研究综合而成鲁迅多重维度的民族意识，并本真地指向一个终极的主题，即“某种源于民族主义的‘积极的’人的形象的期待，追求‘人的尊严的理想’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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