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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日常生活中，犯罪恐惧无处不在。它可以明晃晃地呈现在各种统计数据里、重大刑事案件中；但它更多的时候，也许只是我们生活中不经意的一个小细节。那也许是一条黑暗中的交错小径，也许是脑子里一闪而过的画面，但你不敢踏足，也无法细思。
本书作者做了一项伟大且细致的工作，她以严肃、冷静、客观、专业的学术精神，从跨学科视角讲述现实议题，悉心整理并分析了140位女性的发言。她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肤色，成长于不同的教育环境，但她们却同样是女性。她们的发言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女性的犯罪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系统性“建构”的；而“成为好女孩”，对消弭这种犯罪恐惧于事无补。
这些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日常经历。尽管时代不同，但女性面临的困境却总是相似的，这些过往女性的言说也并非毫无意义。在新的时代，意识觉醒的女性又将如何突破性别困境，打破刻板印象，消除犯罪恐惧？看完这本书之后，也许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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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从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犯罪恐惧谈起，鞭辟入里地揭示了主流文化中对男性和女性的双重标准，呈现了美国社会乃至其他地区，不同时刻、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困境：物化行为、男性凝视、性别暴力、母职陷阱……“无形的墙”从出生开始就围绕着女性，而这一切，都源于对女性的恐惧与控制。
本书作者采访了140位女性，讲述了她们如何对抗在私人领域或公共空间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对待。深受犯罪恐惧影响的她们被限制、被束缚，乃至被迫禁足，“适当时间”“适当地点”“适当行为”成为某种共识，甚至成了检验“完美受害者”的标准，而她们也常常因此遭遇不公。从家庭、校园到职场再到社会，女性的生存环境之艰难，这背后的深层根源是什么？在新的时代，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困境？从这些“她说”中，我们也许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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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埃丝特·马德里斯（Esther Madriz）
194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公认的犯罪学权威，曾任旧金山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拉丁美洲裔研究中心副主任。埃丝特·马德里斯的教学、研究、参与的活动和服务都围绕着她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关注，包括女性生活中的犯罪恐惧、仇恨犯罪、家庭暴力和针对拉丁裔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译者 罗鸣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从事迁移与移民、性别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专业研究之外，长期从事学术文献译介，译有《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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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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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致谢
第一章导论：犯罪恐惧的背景
第二章制造好女孩
第三章作为社会控制的犯罪恐惧
第四章无辜的和应受谴责的受害者
第五章制造违法者
第六章应对恐惧
第七章 总结：直面恐惧
附录 我们如何研究犯罪恐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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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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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的和应受谴责的女性受害者的形象有着大量清晰的、可辨别的特征。表 2 列出了本研究中出现的构成了一些主要主题的 8 个特征。这些特征植根于无辜的和应受谴责的受害者的社会建构中。因为这些都是理想的类型，所以有些案件可能无法严格符合有罪和无罪这两个光谱的最两端的形象。然而，我的论点是，在女性受害的情况下，公共话语往往变得两极分化：女性受害者要么是处女，要么是妓女；要么是圣人，要么是魔鬼；要么是波莉安娜，要么是贱人。
如表 2 所示，无辜的受害者通常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人，通常已婚，有子女或寡居。如果她“仍然”单身，那么她要么是个年轻处女，要么有一个稳定的男朋友。据几名参与者描述，对无辜受害者的袭击通常发生在她们开车送孩子上学、上班或上课的途中，或者更理想的是去教堂的路上。年长的拉美裔女性拉米拉告诉我：“那个在我家附近被枪杀的可怜的女士，你不会相信的，她是在去教堂的路上被枪杀的。”
因此，不能责怪无辜的受害者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袭击地点，因为她只是在履行作为母亲、职员、学生、家庭主妇或宗教人士、以家庭为导向的人的职责。她无法防御攻击，因为她比攻击者更弱，或者如果她尝试了，她也抵挡不了。因为“女性更弱”；“即使我们努力，男人也要强壮得多”；“一旦你陷入这种境地，你真的无能为力”。这些是用来表达女性无法击败男性的观点中最常见的表述。
正如几名参与者所表达的那样，无辜的受害者穿着非常传统：她的衣服不会露出乳沟，她既不穿“挑逗性”的紧身裤，也不穿太短的裙子。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她和其他传统的人交往。而攻击者通常是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且声名狼藉的陌生人，潜伏在阴影中等待着猎物。由于这次袭击，受害者受了重伤，遭到了强奸，甚至被杀害。正如我将在下一章中要讨论的，参与者分享的许多故事都包括了把精神错乱的陌生人作为罪犯的形象。
相比之下，应受谴责的受害者通常被妖魔化为与不同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如果她有孩子，她可能也是一个单身母亲；她会因为外出而忽视孩子们，让他们独处；她很穷，可能依靠社会福利度日。袭击发生时，她正好在酒吧、迪斯科舞厅、汽车旅馆、公园里，可能在喝酒或吸毒，很可能还发生了性关系。用一位 60 多岁的白人女性默娜的话来说，就是：
你听到的所有的这些故事，有些女人和朋友出去玩，然后喝得太多，让自己陷入了某种境地……然后，如果这个男人想从她们那里得到什么，她们又会很生气。她们到底在期待什么呢？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那种境地呢？
正如几名参与者所描述的那样，应受谴责的受害者穿着挑逗，她与毒贩、名声不好的男性和/或女性有牵连，可能没有工作；她的居住地要么未知，要么是一个“糟糕的社区”；她被朋友/爱人/丈夫强奸或袭击；她是自找苦吃，现在又说自己受了重伤，就像狼来了故事中的撒谎的小孩。用一些参与者描述这些形象的常用表达来说，就是“她是自找的”。
无辜的和应受谴责的受害者的形象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是关于犯罪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开始，这些意识形态就在潜移默化中教育我们：有两种受害者，一种是值得帮助的，另一种是不值得帮助的。第一种人值得我们的同情和眼泪；而第二种只配得到我们的冷漠，有时甚至是我们所憎恶的。但这些图景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对一些受害者的同情或对其他人的蔑视。首先，它们还告诉我们，对女性犯下的一些罪行不是“真正的”罪行。因为它们不是陌生人犯下的，比如婚内强奸；因为它们发生在受害者不应该在的地方，比如迈克·泰森的酒店房间，并且这名女子最终并没有像许多熟人强奸案受害者那样住进医院。其次，它们通过建立严格的行为准则来限制我们的行为，使我们相信“受人尊敬的女性”不会去某些地方，不会穿某些衣服，也不会与“错误”的人交往。它们塑造了我们的犯罪恐惧，对我们的行为设置了界限，并在“女性的恰当行为”问题上与公众达成共识。
有趣的是，不是受害者的女性也具有“理想受害者”的许多品质：她受人尊敬，只参加体面的活动；她在某些时间不经常去某些地方；她是柔弱的、脆弱的，且穿着传统；当然，她的朋友也都很受
人尊敬。唯一不同的是，被疯子随机袭击的厄运没有降临在她身上。正如本研究的一位参与者皮拉尔所说：
你只需要防止某些事情发生。我知道我非常小心。我不穿暴露的衣服，晚上我不会一个人出去，我不去危险的地方，我不戴珠宝首饰。如果我出去，我也不会喝酒。为什么呢？安全总比后悔好。如果发生了什么事，那只是运气不好，但我不会冒险。
无独有偶，保守意识形态赋予了理想的受害者和非受害者传统的、以家庭为导向的白人中产女性的许多品质。这些都是女性应该向往的形象，所以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女性身上。她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成为受害者，那就做一个守规矩的好女孩。
由于我们被教育说，罪犯是潜伏在树林里的恶毒的陌生人，包括变态狂、失业者、黑暗中的酒鬼或吸毒者，我们必须尽可能避免和他们接触。我们被告知，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做一个好女孩，不去树林里。将女性描绘为受到陌生人袭击的受害者，是犯罪恐惧在我们生活中实施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由于受害者的形象反映了种族、性别和阶层多维度交织的社会等级制度，无辜的受害者的形象与白人中产女性的特征不可避免地更加重合了。在这个社会中，白人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从而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学生或拥有“受人尊重”的工作。根据主流媒体描绘的图景，白人女性也更有可能被认为是有“女性气质的”，她们的穿着风格是中产的、新教的和保守的。她们如果佩戴首饰，通常也是不引人注目的款式——小珍珠耳环，她们从不佩戴金色大耳环。当然，她们与受人尊敬的男性和女性交往。由于无辜的受害者的流行形象反映了白人中产女性的形象，通常是年长或非常年轻的女性形象，而且这些形象从小就围绕着我们。因此，毫无意外，一些研究表明，那些具有无辜受害者特征的人——受人尊敬的、年长的白人中产女性——也更害怕犯罪（Christie 1986：27）。在潜意识层面，犯罪恐惧使白人中产女性的美德和纯洁成为我们所有人，白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都应该向往的理想类型。
媒体的确不是唯一传达这些图像，满足我们幻想，让我们更加恐惧的媒介。还有其他同样有效和强大的方式在教导我们学会恐惧。例如童话和睡前故事，它们非常有力地传达了犯罪和受害者意识形态，教导我们以恐惧和被动的态度应对受害。这些故事充满了女性作为无辜的、恐惧的受害者的形象，她们对自己的不幸作出的被动反应，通常是待在家里，就像我们今天被要求的那样。睡美人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她对自己的悲剧作出的反应就是如同死去一般在城堡里沉睡了一百年！她唯一的责任就是保持美丽并等待。白雪公主一动不动地躺在她的水晶棺材里，保持被动，直到王子出现。小红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违抗了留在家里的命令，给生病的祖母带食物的主人公之一——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举动，但是她也因此受到袭击，为她的勇气，或者说是愚蠢付出了代价。然而，她还是非常害怕以至于无法反击，因为那只狼比她更强壮、更高大。有趣的是，即使是被继母虐待的灰姑娘也留在了家里！她想离开虐待她的人吗？不，她耐心地等待着，直到白马王子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相比之下，童话故事中的男性受害者则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气和决心。他们遇到了巨人，被鲸鱼吞噬，但他们都勇敢直面这些伤害和逆境。三只小猪的反应与小红帽的反应截然不同。他们的生存技能在故事中得到了明确的强调。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坏狼的攻击（Brownmiller 1975：310）。
好莱坞的电影也教导女性保持恐惧。“开膛手杰克”是一个厌女症杀人狂，他在 1888 年秋天残害并谋杀了数名受害者，这让我们感到恐惧。几部关于他和他的罪行的电影和图书揭示了 5 名妓女的故事：她们走在伦敦街头，却不知道等待她们的命运是什么。开膛手杰克的形象为许多电影和图书提供了灵感，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虚构人物，并有助于在电影和小说中构建男性罪犯和女性受害者的现代形象，为我们当代的犯罪和受害者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素材。“开膛手”的虚构形象滋长了我们的恐惧，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未
知，他的长相是个谜。他是一个完全没有面目的陌生人，攻击受害者，却从未被抓住。但他也是一个独行侠，通过杀害妓女或“坏的、应受谴责的和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发动了一场反对社会道德沦丧的战争（Bland 1992）。与传统的受害者研究一样，开膛手杰克也教导我们，一些女性是“咎由自取”，坏女孩最终会陷入自己制造的罗网中。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电影《惊魂记》（Psycho）中找到。一个女人在洗澡时被一个疯子袭击的著名场景吓坏了整整一代女性。这名女子从公司挪用了公款，搬到了另一个城镇“解放”自己，与男友开始新生活，这些情节的设置并非纯属巧合。事实上，她的厚颜无耻也受到了惩罚。看完这部电影后的好几天，甚至好几周，我的妹妹都不得不在我洗澡的时候待在浴室里，以确保在这种脆弱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袭击我。我这一代的一些女性都对这部电影有类似的反应。我们被教导要检查床下、壁橱里和黑暗中，寻找陌生人、疯子、变态狂和深色皮肤的男人的影子。
有关犯罪的意识形态和犯罪恐惧有助于形成一种保守的道德议程，在这一议程中，女性被告知，要通过承担传统角色和遵守被认为适当的具体行为标准来保护自己和孩子。《村声》（The Village Voice）的记者C.卡尔（C. Carr 1995：26—30）说：“保守派总是占有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恐惧。”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女性被监禁的可能性低于男性，但现实中，女性根本不需要被监禁：她们已经生活在监狱里了，监狱的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是无路可逃的。这些监狱看起来很自然，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才会质疑它们。那些敢于无视它们的是新时代的“女巫”，她们就像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中的千里眼克拉拉一样，什么都不怕。
一些女性拒绝放弃参加对她们来说很重要的活动，或者因为害怕犯罪而改变她们的生活。例如作家安德里亚·托德（Andrea Todd 1994：30）每晚都在纽约市河滨公园跑步，她写道：“我的朋友们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系好跑鞋的鞋带；他们恳求我不要去。当我伸手去拿随身听时，他们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然后冷冷地告诉我，我还不如带上一些身份证件。”托德女士继续写道：“每个人都说我是自找麻烦。”她最后强调说：“然而，像受害者一样生活以避免成为受害者并不是解决方案。”但是，在本研究的参与者中，这样的观点 并不常见。不幸的是，许多女性确实像受害者一样活着，被限制在无形监狱的围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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