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早认识陆老师，大概是在1987至1988年，我大四的时候，他给我们上英美散文课。他当时应该是四十七八岁。
陆老师那时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声如洪钟，讲课时的声音，在教学楼的走廊里好远就能听见。
在给我上过课的老师中，只有两位有这样穿透力强的声音，一位是陆老师，还有一位就是研究语言学的程雨民老师了。我们入学时，程老师正任职复旦外文系的系主任。
这种声音，也许就是古人的相书上所谓的“贵声”吧，贵人的声音。两位先生虽都没有做大官，也没追求做大官，但在学界、在学生乃至在社会上普通人的心目中，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这就是真正的“贵”了吧。
陆老师上课的洪亮声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上课其实是很用力的。这门课他一直坚持讲授到七十四岁，直到他因腔梗住院后才停止，两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后来读他的文章《英文系里那三个大佬》，才知道他读硕士时的导师徐燕谋先生，在他本科时也教英美散文这门课。所以，陆先生的这门英美散文课，还真是渊源有自。
陆老师在这门课上所教的文章，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乔治·奥威尔的《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飞蛾之死》（“Death of a Moth”）、麦克斯·比尔博姆的《送别》（“Seeing People Off”）等。
陆老师后来以编词典出名，所以社会上有人误以为他是另一位以编词典出名的老先生葛传椝的弟子，其实不是，虽然陆老师和葛先生在《新英汉词典》同事甚久。
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还同时在做《英汉大词典》的主编，每天都有车来接他去大词典编辑部上班，工作量很大。但他视教学为教师的天职，从来没有放弃过。
后来他曾对我们说，自己刚做教师时上课前会很紧张，就仗着年轻精力好、记性好，第二天要上课，前面一天就把要讲的内容全部背下来。后来年纪大了，虽然不再把上课的内容背下来，但上课的前一天晚上，有时还是会兴奋得睡不着。
想想看，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师，在上课之前，还因为要面对学生而兴奋得睡不着，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二
认识陆老师之后，就常常去他家里聊天。因为知道他忙，不敢久坐，一般只聊个半小时、一小时，当然有时陆师谈得高兴，也会“失控”。这些聊天，我当时的同窗好友王时芬、女友（也是后来的妻子）范千红有时也参与。
他跟我谈及过那时从学于徐燕谋先生的情况。说徐先生为人朴素，教他们时总是剃一个板寸头，穿黑布鞋，穿一袭旧的中山装。在文字上，陆老师喜欢用源于拉丁语、法语的华丽大词，徐先生则力主要多用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的简短、朴素词汇，故常在他的作文上批上要“力戒藻绘”等评语。
而且徐先生秉承中式老师的传统，从不当面夸奖学生。只是到了晚年，才会在学生的背后和别人面前称赞他。在这点上陆老师和徐先生不同，常常对我们学生有鼓励之言。
我们虽未见过这位“师爷”，但陆老师转述的他的言行，也间接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
陆老师还曾出示过徐燕谋先生的诗草，前面还有钱锺书先生手书的序。还谈到过“文革”结束后徐先生的自杀。
陆老师还曾谈到他1982年与外文界的几位前辈如杨周翰先生等，同赴英国参加国际莎学会议，他的论文《逾越时空的汉姆雷特》还被收入剑桥出版的《莎士比亚概览》的情况；还谈到他在1984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的情况。他在那里结识了后来蜚声国际的新历史主义莎评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后来我在1998年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陆老师还介绍我去见他。
陆老师还谈到过1990年朱镕基出访香港，他担任首席翻译的情况。朱镕基与港督卫奕信会谈时，卫奕信引了莎士比亚的剧本《汉姆雷特》里“存在还是灭亡”（“To be， or not to be”）这一段著名独白里的话。陆老师笑道，“这还不是‘大路’莎士比亚，所以我就接着背了下去”。他对莎士比亚的熟悉，让港督大为吃惊。
当然，陆老师在谈这些话题的时候都是兴之所至，讲到哪里就是哪里，并不按时间顺序。
三
陆师门墙高峻，当时虽任教授、博导已有多年，却一直没有收过学生。1995年，我硕士毕业留校在复旦教书已有三年之后，他终于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陆老师可以带词典编纂学和莎士比亚研究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因为觉得编词典这种工作和我的性情不合，所以我没有报考词典编纂学专业，而是报考了莎士比亚研究专业。
我经过笔试、口试，也承蒙陆老师看得起，终于被他收录为他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不久以后，又有了词典编纂学专业的于海江、高永伟等师弟，还有了何翔、吴简清等硕士研究生同学。
做陆老师学生后有一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事，就是他让我去邮局替他给一位在北京的老师寄钱，资助他晚年的生活。
这以后，发现类似的事对陆老师来说是家常便饭，他一直从自己有限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贫困学生和有困难的同事、朋友。
陆谷孙先生是一位有风骨的人。他向往莎士比亚在《汉姆雷特》中所写的“身虽囿核桃，心为无限王”（“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 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的生活境界，秉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
在“文革”期间，他会尽力把自己的学问和工作做好，但在环境合适的时候，他也愿意做一些行政工作，因为这有助于推广他关于教育和学校管理的理念。他在1996至1999年间任复旦大学外文系系主任，2003至2006年间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
他策划设立复旦大学外文节和“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外文节丰富了复旦的校园文化，“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则邀请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来复旦讲演， 开阔了学生的眼界。陆老师当院长时还制定了一些好的制度，比如定期编制“院务简报”，把学院领导层开会讨论决定的事务，定期公布给全院，事实上，是让院务管理透明化。这些做法，也为继任的学院领导们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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