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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与认同》一书深入考察了风景在历史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书的学术视野对于国内学者颇有启发作用，引用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刘东老师的一句话，即《风景与认同》论及的峰区或湖区的难题，其实也在困扰着当代中国。书中着力论述的几个重要方面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研究课题，作者对隐匿在风景中的权力关系的精辟分析，也对思考国内景区的种种现象很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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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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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涉及1750年至今的广阔时段，考察了风景在历史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全书分文化表达、政治内容和民族志三部分，论及风景区的立法史，风景进入权与政治进入权的冲突或互动，交通运输体系与景区环境保护的关系，围绕景区开发和土地使用展开的博弈，隐匿在风景里的权力关系等。多重视角相映成趣，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都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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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温迪·J.达比
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博士，耶鲁大学土地研究项目博士后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学院的历史遗产保护硕士。达比获得过富布赖特基金、欧洲研究委员会、温纳一格伦基金会、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等的资助，出版过论述美国风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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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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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一览
缩略语一览
致 谢
前 言 进入权日1999
导 论 展望/再想象风景
第一部分 再现性的风景
一 批评视角：视景的阶级化/分类
二 文化风景
三 民族风景
第二部分 政治性的风景
四 进入权政治
五 进入湖区
六 进入/可进入性：私有财产与国家公园
第三部分 民族志的风景
七 再地化/发现/引述景色
八 特殊视角
结 论 展望/再想象共同体
附 录
参考书目
索 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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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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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进入权日1999
进入乡村在英国是一件争议颇为激烈的事务。在过去几年里，这已由少数当地人的抗议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议题，纳入议会的辩论以及紧急立法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对立派系的立场得以巩固。这些派系代表了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差别，关注的焦点放在哪些人和哪些活动有权使用风景。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做的综合的人类学分析，旨在探究当代进入乡村问题背后错综的历史内容；社会的、象征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立法的根源。这两部分还展示了进入权问题如何与备受争议的民族性和阶级身份的形成神话、与有关地方（place）的文化建构问题纠结在一起。第一部分表明英国乡村的形成如何与英国乡村别墅以及无人风景息息相关，第二部分讨论了重新入住无人风景区的斗争。第三部分则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究了对于地方的体验，以及“使地理经验得以形成、交流得以进行的那些共享的象征手段”（巴索 1996：109）。
进入英国风景区至少是一个双重过程，首先是能够抵达风景区，然后是能够在风景中散步（徒步）。乡村公共交通的缩减或取消必然形成某种限制，使得城市居民中的无车族无法径直抵达风景区。鉴于英国少数族裔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政府的不作为（没有拿出相应的政策扶持公共交通）尤其限制了他们进入风景区的权利。各类组织如红绳（Red Rope）、社会主义徒步者和登山者呼吁政府改善公共交通，使得公众能进入更多的风景区。草根机构如“大地第一！”（Earth First！）则开展了广泛的反道路运动，挑战高速公路的扩延。扩延高速公路使英国社会中已经享受特权的有车阶层享受更多特权，随高速公路而兴起的住宅建设不断蚕食着乡村。有车阶层的大多数在进入乡村之后必然要求增加停车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徒步区，如湖区和峰区国家公园的难题。
漫游者协会（RA）率先努力争取自由漫游的法定权力，这一努力在进入权日的活动中得到了部分表述，他们意欲在活动中强调当地的特殊情况。在组织全国范围的行动时，RA利用了早期徒步者采用的传统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形式。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集会的是工人阶级，属于具有高度对抗性的集体侵入（trespesses）；而20世纪90年代的抗议集会相对而言没有对抗性，规模小得多，参与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因而抗议也就属于中产阶级事件。早期的战斗性已经转入诸如“大地第一！”这类草根组织的表达，以及“还我街道”的运动。1999年的进入权日抗议徒步集会尤其代表了进入风景区的一种空间和时间的连锁性。这个抗议活动起始于白金汉郡的威多弗徒步集会，威多弗位于伦敦西北，距伦敦有一个小时火车路程。几乎每个抗议者都是坐着分散而无名的私人汽车抵达抗议地点的。沿着田间的公共道路，这次徒步集会包括一次彼肯山集会，彼肯山是英国首相乡村别墅契克斯庄园（Chequers Estate）的一部分（此山在庄园的一端，而首相的乡村别墅在庄园另一端）。该集会在强调当地问题的同时，打算将全国性的进入权议题摆到首相别墅的门前台阶，从实际和象征意义上都可这么讲。早在19世纪20年代这一片被圈起之前，彼肯山曾是公用地。RA希望此山的一部分开放给公众，这样人们能够登上山顶俯瞰艾里斯伯里山谷的全景。此外，彼肯山是这个地区所剩无几的白垩丘陵地带之一，其他部分都已经过农田改良或退耕还为灌木丛林。
白金汉郡是通常被视为英国心脏的“家乡郡”之一。契克斯庄园，作为地址意义的中心与政治意义的中心，象征着党派政治、政治代表、民主进程和国家的绝对权力：简言之，是民族想象出来的集体性。1998年，300人参加了这个徒步抗议集会；而1997年，则有1200人参加。既然工党承诺对进入法立案（尽管在1999年9月19日那天，尚不清楚会在哪一轮的议会会议上讨论此案），RA成员可能感到大规模集会已不是迫切需要。这一天，还有其他的徒步抗议集会在同时举行，因此人们不会像几年前一样从各地蜂拥而至。大约有60人在路上徒步抗议，开始的几小时在瓢泼大雨中徒步。抗议集会在彼肯山公众可进入的低坡地举行。
这群徒步抗议者排成长长的一行，走在绿草茵茵的坡地上仰望着彼肯山。不远处，警察从山脚到山顶成扇形散开，面对着抗议者。几辆警车停在附近。BBC、天空新闻、英国卫星新闻在集会现场安置了摄像人员。集会演讲者是舍伍德的工党议员及现任英国下议院议长帕迪·蒂平、密尔顿凯恩斯西南地区的工党议员菲莉斯·斯塔吉，和凯特·阿什布鲁克—前RA会长，现任RA进入权委员会主席和当地区域人行道协会理事。
斯塔吉提到人人拥有进入乡村的权利，这是祖先赋予他们的一种权利，并非只有那些在乡村工作和居住的人才能拥有；应该对来自都市和城镇的人们开放更多的乡村地区使其得享休闲之乐，只要他们尊重这一个事实：这是当地人的工作之地；简言之，乡村不属于哪一个个人或哪一个群体。蒂平，长期以来支持RA，满怀热情地宣称“我们为进入乡村已经战斗了一百多年，看起来这场斗争就要取得胜利”。他向首相乡村别墅的方向点头示意，演讲一开始，他说自己不能透露会议的实际结果，但又说前不久在准备女王的议会开幕演讲时他曾在那里。他反复说“我们已经接近斗争的尾声”，提出在千禧年来临之际，“山区、荒野和丘陵进入权将是给予这个国家进入新世纪的一份贵重礼物”。阿什布鲁克强调说RA赞成进入乡村，这并非意味着允许徒步者践踏庄稼或穿越当地居民的花园，而是意味着公众有享受抵达山丘和山峰，目睹壮丽的全景，以及单纯地欣赏乡村的宁静的权利。
一个徒步者轻轻提醒说彼肯山不只是漫游者想要进入之地，因为，对当地德鲁伊教和女巫会的一些成员而言，彼肯山乃是一个圣洁之地，力量所在。她特别提到了位于集会地下方的辛白林城堡，古老土堡和城郭。她抱怨说：“基督教有礼拜的场所，而其他非国教的宗教没有受到认真对待。它们和‘新世纪’（New Age）游客一样遭受误解。”据估计英国有10万人属于将神圣寓于自然的群体（罗维尔 1998：2），那么进入权问题就会引起更深刻的反响。
警察首先占据坡地的高处，监视着下方的集会。集会后，抗议者继续攀爬陡峭的公共人行道，绕彼肯山的西侧而行，最后进入附近的林地。警察一直护送着他们，直到所有的徒步者离开了环绕契克斯庄园的公共人行道。
私人土地拥有者的利益有违于RA的愿望和希望；然而，正是这一事实把他们带入了共同的关系领域，特别是工党政府通过由乡村署（前乡村委员会）发起的“乡村进入权全国论坛”而开始的商议进程，本书第六章将会讨论这一进程。原来的那种硬碰硬的冲突形式让位给在约定俗成的关系体制中进行的争论；法律层面的讨论替代了集体侵入的行为。政治上的边缘问题已经成为中心议题。随风景而定的历史、事件、观点、体验构成了社会地理学活生生的经验。新的乡村议案会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地理，如何满足所有参与乡村进入权辩论的人士，这一切，我们将拭目以待。
导 论
展望/ 再想象风景
当教育科目日益增加，给已经负重的学生再增设一门新学科乍看上去似乎太强人所难。然而，你会发现人类学的真正作用是减轻而非加重学习压力。在山区，我们看见负重者欣然地多扛着一个载物架，因为架子可以收纳负载，平衡负重，便于搬运。两者相权，载物架的重量就不算什么了。“人类与文明”的科学也是如此，该学科把普通教育中那些松散的科目整合为一个易于掌握的体系。（泰勒 1891：V）
人们在重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风景区休闲，以此建构自己的身份—这是人类学中很少涉猎的话题，即使这类活动在西欧、亚洲和美国等富裕国家许多个人的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总体而言，风景问题一直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赫斯科 1995）。
本章将要探讨的话题有：休闲与排斥如何相互关联，构成以阶级、年龄、性别或种族为基础的社会与地理的现实？英格兰的国家公园代表的是五十年的排斥还是包容？大风景区正在保存谁的观念，又为谁而保存？自由漫游运动（freedom-to-roam）再次兴起，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类学和历史学方面，面对它们，我需要采取跨学科的方式来探索历史上的阶级关系，追踪作为文化产物的阶级与民族身份透过风景及其进入权发挥作用的种种步骤。以英格兰西北部高地的湖区（Lake District）与峰区（Peak District）的风景为例，我分析了进入风景区问题的政治性。我把相当广阔的历史演进和地区特性结合起来研究问题，这一工作对于正在庄严进行中的恢复人类学与历史的学科邦交是一种促进（科恩［1980，1981］ 1987；贾哈 1987，米切尔 1997），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视角，研究风景跳出了地理学和图像学的范畴（格林 1995）。
尾注作为附文贯穿全书。我认为尾注具有支撑全文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我赞同这样一种说法，“神圣见于细节，见于脚注”（查德威克 1997：16）。一个已经被人视为自然而然的、有必要在此点明的细节（从尾注中也能发现）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风景一直是男性的领域。大多数地形学方面的工作反映出男性和军事性的眼光。游览欧洲大陆，欣赏沿途风景的人最初大多是男性；艺术市场由男性主宰，他们是风景画派的资助人或是生产者；争论风景的范畴及其对人类身心影响的美学家是男性；早期风景旅游的倡导者也是男性；有关徒步旅行和登山活动的讨论也反映出一种性别化了的风景象征主义；风景，无论是再现的还是实际的，都是身份的附属物，正如妻子、情人和女儿们是拥有土地并管理国家的男人的附属物一样。
安妮·华莱士用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徒步游览风景在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地位。然而，她的观察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性别区分的特征：
徒步者置身于农夫放弃的思维空间，以此达到维吉尔式的田园诗境界。这一结果，我称之为“逍遥游”（peripatetic）。所谓逍遥游，就是漫无目的的云游，是一种陶冶心志的劳作，能通过回顾和表达过去的价值改造个体与他所在的社会。（华莱士 1993：8，11）
本研究越过博雅之士的文学体系，从更单纯的行走视角展现华莱士所说的19世纪的逍遥游，并引入性别问题加以讨论。它描述了早期的文化精英如何利用描述性文本和圈地来占有风景，以及那些曾经被赶出风景区外的人如何通过自由漫游运动来收复失去的风景。
本研究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3章）通过追溯风景（作为将文化物质化的一个用语）的文学和艺术的根源，来探析关于民族的美学意义话语。研究集中在18世纪英国文化精英以图绘的、印刷的和实际的无人风景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并将这一现象置于英国民族主义的表述与实践、如画风景盛行的语境下来考量。以“想象的共同体”为基点，我把研究推向一系列“文雅社会”内的紧张关系，以及文雅社会与圈地运动的受害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一部分的重中之重放在湖区的文化赋值（cultural valorization）上，也即湖区从空旷之地变为文化恒产的过程。我探讨神话记忆如何替代了真实的记忆，并指出神话的创造者都是外来者。早在湖区成为人们的神往之地之前，那里不过是那些生于斯死于斯的妇女、儿童以及男人们的“地方”。从巨石与石头点缀其间的山谷被清理成整洁的农田、石头围砌的地界等景象，可以推断他们如何向土地讨生活并与土地休戚与共。这一点，从当地人文景观的一大特色—依山而筑、纵横交错的石墙亦能看出。
与这些实物地方标记呼应的则是为数众多的命名。远在19世纪测量局成立之前，各处的峭壁、岩石、峡谷、通道、小径、小溪、瀑布、小湖、沼泽、碎石坡路、山脊和山腰已有名称。当地人的劳作形塑了空间外观，并且加以命名，是双重地赋予它们意义，两者合力早在这一带成为“湖区”之前确定了它作为一个地方而存在。
第二部分（4—6章）继续在政治经济的范畴内探讨风景的问题性。为拓宽话题，我引入了峰区的案例，因为在峰区，进入风景牵涉到的阶级问题更要尖锐。湖区本来是一群文化精英建构出的英国民族认同之地，后来却成为参与者展示阶级—文化差异的场所，这是一个反讽性的转变。峰区和湖区的风景是民族情绪的共鸣板，反响着对于历史的不同诉求—对诺曼征服之前或之后英国的崇尚。
进入峰区风景区的政治性主要反映在偷猎行为，而湖区则以美学为重点，其差异的关键在于植被。峰区沼泽地的石南（Callunusvulgaris）是红松鸡（Lagopus lagopus scotius）最喜欢的栖息之地及主要食物来源。为了在狩猎季有松鸡可猎，文化精英们就想保护松鸡在高沼地的休养生息。这样做直接挑战了两类人，一类是想保持原有的穿越高沼地权利的当地人，一类是来自周边工业城市，希望在开阔的沼地自由漫游的徒步者。狩猎者视徒步者为完全危险的人物，因为他们干扰了鸟巢里栖息的鸟，因为他们就是偷猎者。
由于石南并非湖区的主要植被，那里也就没有松鸡休养生息的问题。它的问题是美学方面的。自18世纪以来就具有文学和视觉意义的湖区风景，到了19世纪则面临着来自铁路和采矿业的持久危害。由于文化精英发起了反入侵的抗议，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涉及的不仅是这些特别的风景区的保护问题，而且也触及到所有风景区的保护问题，特别是那些逃过议会批准的圈地劫夺的公用地。
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在进入风景区方面合法的、准合法的和非法的行为，受到了立法的、法律的、超越法律的挑战。所有的斗争主要围绕峰区和湖区展开，并最终促成了1945年后的相关立法。据此，从1951年到1957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地建立了10个国家公园。这些公园有：湖区，峰区，达特穆尔，斯诺登尼亚（它们都在1951年列入规划）；彭布罗克郡海岸，北约克高沼（1952）；埃克斯穆尔，约克郡山谷（1954）；诺桑伯兰（1956）及布雷肯山（Brecon Beacons，1957）。这10个公园占去了英格兰和威尔士9% 的面积。这一部分还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后再度兴起的要求进入国家公园内和公园外地区的运动，以及环保术语如何用于空间争夺的行为。
第三部分（7—8章）话题转向人类学的层面，研究的依据来自对各类代表（如全国性徒步组织的代表）的访谈，以及与湖区、峰区和当地徒步俱乐部成员一起徒步的参与式观察。从“行走”人类学角度考证社会关系如何空间化及空间关系如何社会化的问题，深入探讨在社会分裂、全球经济重构和欧洲整合背景下，徒步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力量，形塑着个人身份与共同体意识。
当探讨徒步者在一个高度层次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到处都有阶级区分的标记，密集程度不逊于华兹华斯诗中烂漫山间的水仙）的文化性时，显而易见，主要问题在于徒步群体是否在建构新的感受空间时跨越了阶级差别。徒步所涉及到的性别意识也将纳入讨论。讨论兼及少数族裔的风景感知—他们是把英国风景当作非认同的风景来感知的。通过生活在该风景区的三位女性的观点，我深入分析了她们对于地方，特别是湖区的依恋。这三人的生活深受风景的影响。每个人的观点分别概括了本书的一个研究主题。
结论部分讨论了湖区的北部山地风景是否仍是关于英国的另一诠释或想象。位于英国东南部，以伦敦为中心的家乡郡，被英国文学塑造成精华地带，是“皇冠心脏”和“英国的腹地”，此说显然是误用转喻的例子，它以“南方”代表整个国家或地区（科斯格罗夫，罗斯科和尼克罗福特 1996；弗南德兹 1988；威内尔 1981；莱特 1985）。结论部分还剖析了在社会分裂及经济重建的影响之下，英国的某些地区更“英国”这种观念是否通过徒步活动得以实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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