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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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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前公开发表的唯一一本小书，作者死后首次单行出版，根据初坎核校并增订篇幅一倍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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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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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池十讲》，是一代文化大师罗庸生前发表的唯一一本小册子，包括他抗战期间在昆明的演讲稿和其他文章十篇。这本小书谈儒，谈诗，谈士，娓娓道来，体现了一种诗化的讲述风格。这次收入大家小书是根据初版和原刊仔细校勘的，同时增订了十篇新文章，多是指点后学修养次第，对读书和诗歌的论述尤其详尽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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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庸（1900—1950），西南联大的标志性人物，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书写者，西南联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字膺中、号习坎，蒙古族，原籍江苏江都、出生于北京，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毕业后，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在北大、北师大等学校兼课。1927年秋应鲁迅之邀，到立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任浙江大学任教；1932年回北京大学任教，抗日期间随校南迁，曾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联大宣布解散后留在昆明师范学院；1949年赴重庆，到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北碚。
他生前仅仅留下《陈子昂年谱》《鸭池十讲》，以及未整理出版的《习坎庸言》。近年，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了《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杜志勇辑录了《中国文学史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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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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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一 我与《论语》
二 儒家的根本精神
三 论为己之学
四 感与思
五 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
六 诗人
七 思无邪
八 诗的境界
九 少陵诗论
十 欣遇
附 录
论读专书
美育与宗教
感觉与意境
论诗书简(五则)
读《文心雕龙》
我的中学国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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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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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撕刚健的儒家真精神
蒙木
罗庸先生是身后寂寞的，他的名字终究没有湮灭，幸亏有那个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在北大、清华、南开和云南师范大学矗立着。罗庸先生唯一的热闹，就是西南联大校歌作者问题聚讼不一。据2016年7月19日《广元晚报》报道，“罗庸《满江红》歌词手写稿现身广元”。该手写稿长10厘米左右，宽约7厘米，文字用清秀的小楷。歌词正上方则写着“请雷院长批示指正，教务处”，左下角落款处则写着“若有不妥请修改指正 罗庸 二八年元月五号”。西南联大歌词和纪念碑书丹使得罗庸先生身后寂寞，但终将不朽。
罗庸的名字偶被提起更多是和西南联大紧密相连着。据《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文系史》所载，罗庸所开的课程计有：大一国文及作文，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一)、(二)、(三)，诗经，楚辞，论语，孟子，魏晋六朝诗，唐诗，杜诗，词选，近代文，合公共课和专业课共14门课程。因为讲课声音洪亮，富有情趣，引人入胜，所以被学生们戏称为“罗叫天”。汪曾祺等很多亲历者回忆，罗庸讲杜诗是西南联大最叫座的课。
就是这样一个情深肠热的人，却不苟于著述。《鸭池十讲》是罗庸先生生前唯一一本自著的成书，由马一浮题签。其前记解释说：元朝时，“滇池”叫“鸭池”，昆明便被成为“鸭池城子”，这本书所收稿子十之九讲或者写于昆明，“以记地故，因题此名”。
谢泳曾向读者推荐该书：
罗庸先生这本书非常好读，我以为可以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并列，是那种常看常新的书，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如果说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主要是谈艺，而罗庸的《鸭池十讲》则是谈艺和做人兼顾，是一本更注重阐发中国文化精神的书。
罗庸对于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也有非常亲近的感情，这一点他很像钱穆，他的这些文章可以说篇篇动人，虽然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演讲，但今天读来还让人心有所动。罗庸关于国文教学也有很精辟的见解，他特别强调国文教学在陶冶学生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国文教学比之于修身和党义对学生的影响更深，他的许多见解，对于今天的语文教学也极有启发。[ 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24日，后扩充为《罗庸的〈鸭池十讲〉》收入《杂书过眼录》。]
本书收十篇：《我与论语》《儒家的根本精神》《论为己之学》《欣遇》是关于为学做人的，《感与思》《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是关于文学史的，《诗人》《思无邪》《诗的境界》《少陵诗论》是关于诗的。雍容道来，最后归结为士的风节和弘毅刚健的儒家真精神。其讲诗的部分可以用两个学生的回忆来印证。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六十年》中回忆罗庸讲杜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教室里站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的几个同学站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世怀，登兹翻百忧……先生来回走着声念，好听得很……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寺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做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
杜道生92岁时回忆这个场景依然激动不已：“他将人物讲得栩栩如生，把景物讲得近在咫尺，他讲杜甫时自己仿佛就是杜甫……这样的上课比电影还要惟妙惟肖。罗庸先生待人诚恳，温文儒雅，道德很高尚。” 张中行说，“北大国文系有两位教授，罗庸和郑奠，像是李杜，谁提到就连着说，都规规矩讲课，不露什么锋芒。”
罗庸主张的教育是“打成一片的国文教育法”：教师的言行与教材内容打成一片；课内教学与课外生活打成一片。“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实在只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但要真能做到圆满，就非国文教师先对于中国文化有清楚的了解，并真能自己具有士大夫的风格不行。”
《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这篇文章是分量非常重的，他从学校商业化开始批评，接着讲中国文化与士大夫，讲诗教，这最后的归结和他讲《论语》、讲儒家精神贯通起来。他说：
“士大夫”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他的责任是“致君泽民”，“上说下教”。……士之所以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所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然必其先有自发之志，然后能有所奔赴……
……“成己成物”，“立己立人”。有了这样的风节，无论从政讲学，都会有一贯的内容和面目。有了这样的风节，自然对自己和社会有他的深到的看法与合理的安排。
中国民族便是在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陶冶中出生入死支持它的生命到如今。为了负荷“人的自觉”的使命，受尽了异族的蹂躏，而终究不沦于绝灭者，就在人类的向上心毕竟不会完全失掉；到了途穷思返的时候，中国文化正在以人类的正常态度和平而宽厚地等待他们。
这便是中国民族的自信力，而这自信力的培成，却全靠士以他的整个的人格来负担。
一个睟面盎背、浩然正气的醇笃大儒如在目前。老舍滇行笔记几处提到罗庸。 “罗膺中兄也显着老，而且极穷，但是也还给我包饺子，煮俄国菜汤吃。”1942年春，一场大火又把这极穷的罗家烧个精光。他说：“国忧家难，学殖日荒，同游诸友，亦或愤悱无靖献于时，因共约为讲习之会”。这就是后来《习坎庸言》的由来。所以他的学生齐燕铭评价“先生的人品和学识可并顾炎武和黄宗羲”。
《鸭池十讲》最早是桂林开明书店1943年9月出版，香港龙门书店1966年5月再版；后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将该著与罗家伦《新人生观》合为一册进入“新世界万有文库”，2015年4月又附骥《习坎庸言》之后出了一次。这次收入“大家小书”，由编者根据初版以及原刊进行核校，并增补了《论读专书》《美育与宗教》《感觉与意境》《我的中学国文老师》四篇文章，以及论诗书简五通、《读〈文心雕龙〉》书简一通。这得来不易的十篇文章更为切近，甚至直接是答疑解惑的，主要讲为学次第和习诗门径。其中一个核心理念是：读书，首先要都《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民族命根所系的书，然后就要读专书，读专集要读大家。循序渐进地读，这样才能读出中国的文脉来。这和正文十篇是可以相互生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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