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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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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西方学者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为起点，抽丝剥茧，重新挖掘恩格斯自然观与辩证法的深刻内涵。通过揭示其真实内容以及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紧密关系，清晰展现“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关键作用，凸显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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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自然辩证法”是体现于《自然辩证法》手稿、《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阐释，这些理解阐释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思潮的兴起，许多学者对“自然辩证法”展开了批判。这些批判不仅误解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更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整体性。
基于此，本书以始于西方学者的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为切入点，在重新研究恩格斯自然观、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揭示“自然辩证法”的真实内容、“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来展现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作用，并借此突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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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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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江飞，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理论、恩格斯哲学思想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参与教yu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项，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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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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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为何需要重新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一、 批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源起
二、 批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依据
三、 “自然辩证法”释义
第一章“自然辩证法”与恩格斯自然观
一、 对恩格斯自然观不符合马克思自然观的诸种论述
二、 马克思自然观
三、 恩格斯自然观
第二章“自然辩证法”与恩格斯辩证法
一、 对恩格斯辩证法不符合马克思辩证法的诸种论述
二、 批判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法的误读
三、 恩格斯辩证法
第三章“自然辩证法”的真实内容
一、 批判者对“自然辩证法”的误读
二、 “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
三、 恩格斯借助“自然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的具体展开
第四章“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
一、 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真实目的
二、 辩证思维与历史唯物主义
三、 辩证思维培养与“自然辩证法”
四、 恩格斯依据辩证思维对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结论的阐释
第五章“自然辩证法”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大贡献
一、 首次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二、 总结凝练辩证法“三大规律”
三、 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六章“自然辩证法”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
一、 “对立”，还是“独特贡献”？
二、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
三、 重视恩格斯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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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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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特别是对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批评中，对《自然辩证法》的批评是最为激烈的。在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人学的辩证法，而恩格斯的辩证法则是经验的辩证法、自然的辩证法、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因此，他们把马克思的哲学视为“人道主义”哲学，而把恩格斯的哲学指认为“科学主义”哲学。这表明，以《自然辩证法》为主要“文本”而阐释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赵江飞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在这部著作面世之际，我想再谈几点想法。
长期以来，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它的学术价值，二是它的理论后果。就前者说，批评者认为这部著作只不过是常识性地介绍了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就后者说，批评者认为这部著作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主义”阐释，是“哲学教科书”模本最主要的“始作俑者”。因此，如何评价《自然辩证法》的学术价值，怎样看待《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后果，就成为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关键问题和重要任务。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的“科学”，还是反思“自然科学”的“哲学”？是“叙述”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还是探索“自然科学”的“思维理论”？如果《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的科学，是叙述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那么，它充其量只不过是普及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手册”或“读本”；如果《自然辩证法》是反思自然科学的哲学，是探索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它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以理论思维把握“自然”和“自然科学”的问题，它所构成的就是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事实表明，它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关于为何要研究“自然辩证法”，恩格斯本人作过明确说明：“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
这个“说明”对于理解《自然辩证法》极为重要。在这个“说明”中，恩格斯既明确了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目的——“把自觉的辩证法”“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又明确了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果实的萌芽，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
对于如何理解“辩证运动规律”，恩格斯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 这是恩格斯所理解的“自然辩证法”，也是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出发点。
首先，“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这表明，恩格斯之所以八年当中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研究与思考数学和自然科学，是因为他反对把“原则”当作“研究的出发点”，是因为他坚持把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于自己的研究活动，是因为他自觉地要“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总之，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这是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根本性出发点。
其次，“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仅“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还必须具有辩证法的理论思维。比如，“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过了希腊古代，但在以观念形式把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世界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是某种一下子就造成的东西。” 这表明，“自然哲学家与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就像空想主义者与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一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
“现在几乎没有一本理论自然科学著作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自然科学家们自己就感觉到，这种杂乱无章多么严重地左右着他们，并且现今流行的所谓哲学又决不可能使他们找到出路。在这里，既然没有别的出路，既然无法找到明晰思路，也就只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复归。”
“这种复归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实现。它可以仅仅通过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但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克服大量额外的阻碍。……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较为仔细地研究一下辩证哲学在历史上有过的各种形态，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自觉，恩格斯力图在总结辩证法史的基础上，为自然科学展现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推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从对自然科学成果的理论总结中提升人类把握世界的理论思维。
再次，“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迫切需要“理论家”与“自然科学家”的“联盟”。恩格斯说：“现今的自然科学家，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关心理论上的一般结论，同样，每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也不可抗拒地被迫接受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这里出现了某种相辅相成现象。如果说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那么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在理论的领域中，在迄今为止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实际上也同样是半通。”
“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同样也迫切需要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于是，自然科学便进入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但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
“然而，在理论自然科学中，往往非常明显地露出对哲学史缺乏认识。哲学上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并且在哲学界往往早已被抛弃的一些命题，在理论自然科学家那里却常常作为崭新的知识出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时髦。”
由于“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甚至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尚未“脱毛”，因而又把辩证法当作“刻板公式”“硬塞进自然界”，以至造成自然科学家的反感和“拒斥”。正是基于“哲学”与“科学”联盟的迫切需要，恩格斯力图以“自然辩证法”打通“哲学”与“科学”，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本书通过重新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有力回应了学术界对其的种种批判，并指出了在批判“自然辩证法”基础上所衍生出的“马恩对立论”的不合理之处。正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述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马克思主要从“人类史”出发来论证阐释二人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则着重从“自然史”出发予以论证阐释，二人共同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本书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具体地论证了“马恩一致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同时，对推进辩证法理论研究及挖掘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以上述的“序言”概括说明了本书所研究的问题及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期引发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并祝愿赵江飞博士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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