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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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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系统研究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的专著，深入“神圣人”等关键概念，力图在整个思想史脉络中准确理解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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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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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从人与动物关系角度研究阿甘本政治哲学思想的专著。本书首先梳理了人与动物关系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中的流变，从而为阿甘本的理论切入点进行定位，包括宗教、哲学和生物学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书探究了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与其语言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分析其对西方“人类学机制”的突破，并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对其理论进行详尽的梳理。此外，本书还深入分析了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的理论意义，并揭示了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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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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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馨曼，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等。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合著1部，在《学术月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学习与探索》等核心期刊上发表1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1篇被新华文摘转载，主持1项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参与国家课题、省部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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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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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第一章 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的生成逻辑
一、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后人类主义：人与动物关系思想史的
流变
/
29（一）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人与动物关系思想
/29（二）现代动物权利解放理论及运动
/37（三）后人类主义语境下的动物研究
/44
二、人类纪
/资本纪
/自噬纪的阈限之思：人与动物关系思想
的时代焦点
/
53（一）人类纪：消弭人与自然边界的世界纪元
/53（二）资本纪：自然内化为资本主义构成要素
/56（三）自噬纪：一张多元共生的自噬之网
/59
三、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的出场
/
65（一）宗教学视角：兽首的义人形象
/65（二）哲学视角：后历史世界中的人与动物形象
/69（三）生物学视角：人形动物的分类问题
/74
第二章 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的语言哲学基础
一、对传统语言的预设结构的批揭
/
80（一）何谓语言的预设结构？
/80（二）作为传统人与动物界分标准的语言的预设结构
/85
1
（三）从语言的预设结构内部无以解决人与动物关系问题
/89
二、对“幼年”范畴的语言实验的彰呈
/92（一）何谓幼年范畴？
/92（二）幼年范畴对语言的预设结构的突破
/94（三）幼年范畴解决人与动物关系问题的意义与限度
/96
三、对“声音”范畴的声音实验的追索
/
98（一）由语言实验向声音实验转向
/98（二）何谓声音范畴？
/100（三）作为人与动物关系问题解决之道的声音范畴
/102
第三章 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的理论建构
一、“人类学机制”的范畴厘定
/
108（一）人类学机制范畴的提出：“认识你自己”/108（二）人类学机制的基本内涵：产生人的自我意识的机器
/111（三）人类学机制的内在规定：声音的否定性
/113
二、人与动物的二元界分：“人类学机制”之运作
/
118（一）人类学机制运作的必要场所：例外区域
/118（二）人类学机制运作的内在逻辑：“排斥—包容”/120（三）人类学机制运作的消极后果：“非人”/122
三、人与动物关系的重塑：“人类学机制”之终止
/
125（一）对尤克斯考尔“环世界”方案的批判分析
/125（二）对海德格尔“无聊的悬置”方案的批判审视
/131（三）阿甘本“任其存在”终极重塑方案的提出
/140
2
目录
第四章 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的生命政治实践
一、人与动物关系问题的生命政治实践
/
149（一）生命政治：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
/149（二）生命政治和人与动物关系问题
/154（三）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的生命政治实践何以可能？
/157
二、生命政治的运作模式：例外状态
/
161（一）传统法律—政治结构中的“自然状态”
/161（二）作为现代政治本身缩影的“例外状态”
/166（三）例外状态的根本驱力：主权权力
/170
三、生命政治的根本对象：赤裸生命
/
175（一）生命话语的双重维度：
zoē和
bios/175（二）赤裸生命
/180（三）神圣人
/183
四、生命政治的典型空间：集中营
/
187（一）作为现代政治范式的集中营
/187（二）作为解脱之途的沉默的反抗形式
/191
第五章 意义与限度：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的评价
一、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的积极意义
/
198（一）延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动物化的思考
/198（二）批揭了动物思想的人类中心主义传统
/202（三）触发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动物研究
/205
二、阿甘本人与动物关系思想的局限之处
/
209（一）理论立场困囿于人类中心主义传统
/209
3
（二）思想方法背离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212（三）路径导向的神秘化与宗教主义色彩
/215
结 语/
219
参考文献
/
226
后 记/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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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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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引 言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1942—）颇具代表性地阐释了他的生命政治理论。“生命政治”是阿甘本从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那里接续而来的术语。在 homo sacer[1]系列和后来的其他政治作品中，阿甘本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法律和政治系统的性质，指认控制与支配仍然是这些系统的核心功能。他对当代西方哲学最为激进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其图绘的关涉西方法律和政治的生命政治功能的政治哲学。概括地说，他追溯了古希腊关于“政治”的观念中动物性生命zoē和政治性生命 bios之分，通过 zoē被排除到政治领域之外这一过程，赤裸生命得以不断生产。赤裸生命作为居于这两个范畴之间的范畴，标记着政治的极限点。由此，阿甘本捕捉并凸显了政治与赤裸生命之间存在的一种有问题的关系。他考察了——从古希腊（包括亚里士多德），到罗马法、英国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观念，再到纳粹集中营和当代难民的困境——主权权力对赤裸生命的“排斥—包容”运作逻辑，以及所有生命在这样一个政治系统中的人民的脆弱，指认此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以各种形式使动物性生命政治化并对其加以控制。在其中，阿甘本对在关塔那摩开设生命政治的三角禁闭营事件而引进一种永久性的“例外状态”范畴尤为关注，在此例外状态中，主权者可以在他认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任何时候悬置法律。这样，例外状态便作为政治秩序的另一端而运作，它使得——把公民排除到城邦之外，剥夺其政治权利以让杀死他的行为不再非法——变得可能。这个被阿甘本识别为神圣人的形象，是赤裸生命的具体在场和存在形态。通过对现代神圣人的解读，他巧妙地把西方文明的政治原则和自由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与 20世纪最恐怖的事件——作为生命政治的典型空间的集中营及其中的难民和囚犯联系起来。在对集中营、难民和死亡的政治分析中，阿甘本声称现代政治正在“持续式微”，并在其中窥见了某种崭新的、另类的、富有生产力的政治形式。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以其早期语言哲学为基础，而内属其中的人与动物关系构思能够将这种语言哲学的奠基作用很好地透显出来。尽管阿甘本以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思考而受世界瞩目，但其丰富的作品还覆盖了其他形形色色的领域，如语言哲学、诗学、艺术与美学、大屠杀文学、《圣经》文本批评、电影研究、法哲学、关于意大利及世界政治的评论等，呈现为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发轫于其早期对语言哲学基础的关注，或者说，在阿甘本思想体系的一系列复杂术语与现象中，不难找到与其早期语言哲学一脉相连的线索，并经由对于过去与当下“异质元素”的关联，带来关于电影、文学、美学等文化形式和“反恐战争”、法国大革命等政治事件的新理解。其作品不仅体现出语言哲学向其他领域延伸的不同方式（同时起到了拆解它们之间传统边界的作用），也使我们看到阿甘本试图涉猎不同领域并将其中核心主题聚合融通的努力。阿甘本的目标是实现一种与加诸这些领域的限制无关，反而是要超越这些领域的思想形式的位移。事实上，在当前跨学科研究迅速发展的智识环境中，传统知识领域之间的边界日益趋于流动，其所采取的方法论进路及思想内涵可以为我们提供充足而强大的理论资源。20世纪 80年代以来，人与动物关系研究逐渐成为新兴的跨学科领域。阿甘本首先对语言的伦理政治前提进行阐释，考察了人类语言与政治、语言的无限敞开与他异性（文化、历史和政治）的有限敞开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他看来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历史都尚未充分回答和严密论证的问题。而后，他从探讨语言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语言哲学入手，对人与动物二元区分的根源即语言的预设结构进行彻底解构，力图找寻一种没有预设任何否定性根基的言说经验，以此弥补动物符码与人类话语之间的分裂，或者用本维尼斯特的术语说，符号和语义之间的分裂。其早期语言哲学作品《语言与死亡》《幼年与历史》等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探讨人类生命的独特存在范式，也为后来专门探讨人与动物关系问题的专著《敞开》提供了前提性理论铺垫。
在阿甘本那里，人与动物关系问题与生命政治问题存在着某种本质关联。自 20世纪 80年代后期至 90年代中早期，阿甘本由阐释作为伦理政治前提的语言哲学转向开始勾勒与这些前提相符的现实
政治轮廓和共同体概念。事实上，他更关心的实质问题是人的动物化问题，即人类生命被剥夺了其政治维度，沦为被主权权力运用诸种方式操控与算计的赤裸生命，丧失公民身份甚至言论自由权利，因而其对于人与动物关系问题的思考更趋近于一种对于人类生命本体论向度及其政治效应的思考。阿甘本提出一种在各领域不断将人性从动物性中脱离出来的“人类学机制”，其政治后果是将人类共同体内部的人类生命和动物生命区分开来，剥除“人性”外衣，将他们降格为随时任人宰杀的赤裸生命。一方面，政府和法律通过控制、收编赤裸生命来确立和强化自身权力，另一方面，经由这些沉默的、具有不作为反抗形式的赤裸生命，或许能够打开其从生命政治例外逻辑中逃逸而出的通道。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是生命政治的对象，人与动物关系思想内在于生命政治理论之中，构成了一种关于政治哲学思考方式的再表达。正如阿甘本在《敞开》中一针见血指出的：政治性与动物性之间的不协调并不是归咎于“两种元素在形而上学上结合的奥秘，相反，应该是两种元素在实践上和政治上彼此分离的奥秘。 ”[1]阿甘本认为，当代学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摧毁人类学机制，取消人类生命与动物生命之间的划界，创造出一种摆脱人类学机制“致命和血腥”逻辑的新型政治生活。对于一些新人本主义学者而言，阿甘本采取的措施过于激进，他们质疑后者抛弃人本主义传统的激进做法是否奏效，以及新型的“未来共同体”政治是否会比现有政治秩序更好，因而推崇改良路径，主张对现有政治形式进行改革，拓宽当前政治和伦理的包容范围。但客观来说，正如卡拉珂所言，现有的民主、政治等观念均建基于传统西方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范式，均带有排除主义的暴力逻辑，如要建构一种真正非暴力的政治形式，必须洞悉人类学机制的运作奥秘，令其停摆，丧失效力，才能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生活形式。与此同时，对于当代西方左翼政治哲学而言，动物研究尤其是人与动物关系研究相关问题十分重要，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人与动物关系问题以 及动物的伦理政治甚至可以被视作为以自由的、人本主义传统形式
的激进左翼政治为目的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由此，本书尝试以人与动物关系思想为切入点，来考察阿甘本政治哲学的讨论焦点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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