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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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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旨在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背景和不同地域视角下的国有资本运行生态考察，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本的运营目标、运营理念以及运营模式，通过对国有资本运营的不同模式比照和实践问题总结，从运营整体和重点环节上分别对国有资本运营的完善配置和优化相关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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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旨在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背景和不同地域视角下的国有资本运行生态考察，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本的运营目标、运营理念以及运营模式，通过对国有资本运营的不同模式比照和实践问题总结，从运营整体和重点环节上分别对国有资本运营的完善配置和优化相关的法律制度。
本书在篇章上分六章展开，第一章以国有资本运营的基础理论研究为起点，从国有资本运营的内涵与外延厘定入手，对国有资本等概念在本源上作出界分，同时结合特定社会环境对国有资本运营的理念进行了更新与再造，并基于此形成了国有资本运营的特殊原则和提出了普适性的多层次软硬兼合治理的国有资本运营方式；第二章以国有资本运营模式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明确国有资本运营主体及其关系，完善我国的国有资本运营模式；第三章是针对国有资本运营中的出资人制度展开研究，其以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到出资人制度建立与发展的历史为脉络，回顾总结了以往的国有资本出资制度的得与失，基于“管资本”为主的新制度目标和历史经验总结，提出了国有资本运营的出资制度适合遵照类型化的思路；第四章国有资本运营中的经营法律制度的研究是对国有资本运营的典型经营行为展开的要点式探讨，主要涉及国有资本运营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资本重组、并购与反并购以及对外投资等内容；第五章对国有资本运营中的退出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从国有资本退出制度运行不畅的根源分析，关注不同类型退出路径的功效与关注重点，并在法律上给出了一定程度的针对性完善建议；第六章关于国有资本运营的法律实现机制研究则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国有资本运营的有效实现，从国有资本运营的监督制度、激励制度以及责任制度中展开国有资本运营的配套性制度研究。该成果的特色之处主要表现在对我国从1949年开始的计划经济直到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发展以及改革的措施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并且针对国有资本运营的重要节点从现状检视到制度构建及未来完善均展开了阐释和论证。
本书一方面既可供立法、司法、执法机关及长期从事国有资产法律服务的法律实务界人士参考，另一方面也能为法律专业的大专院校本科生、研究生及本领域相关学者在学习国有资本运营相关内容时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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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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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一：山东巨野人，西南政法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兼任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期刊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民商法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先后出版个人专著6部，主编了包括司法部统编教材、21世纪法学教材《商法学》《证券法学》《民法学》《信托法学》等在内的教材、专著四十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重要杂志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论文近200篇，在国外出版专著、论文十余部（篇）。在民法调整对象、民商法价值区分、民法伦理价值构建、自治型公司法设计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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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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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国有资本运营基础理论
第一节国有资本运营之逻辑前提： 相关内涵与外延的厘定
一、 中国国有资本的内涵界定
二、 中国国有资本的外延界定
三、 国有资本的功能
第二节国有资本运营之理念选择： 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
一、 国有资本运营理念在市场经济中的形成与发展
二、 共同富裕视阈下国有资本运营理念的更新
第三节国有资本运营的基本原则
一、 国有资本运营之“保值增值”原则
二、 国有资本运营之“国民共进”原则
三、 国有资本运营之多层次监督原则
第四节国有资本运营的基本方法
一、 充分的软法治理： 确立并完善国有资本运营的柔性治理规范
二、 适度的硬法规制： 制定《国有资本运营法》
三、 硬法与软法基本规制制度的选择与内容架构
第二章国有资本运营模式
第一节中国国有资本运营模式梳理
一、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模式的变迁
二、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模式的典型模式
三、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模式的特点
第二节域外国有资本运营模式考鉴
一、 域外国有资本运营的典型模式
二、 域外国有资本运营模式的比较研究
三、 我国与域外国有资本运营模式的比较研究
第三节我国国有资本运营模式检视
一、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模式改革的成效及经验
二、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模式改革面临的问题
三、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模式改革的难点
第四节我国国有资本运营模式的完善
一、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模式的完善方向
二、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模式的改进路径
第三章国有资本运营之出资人制度
第一节国有资本出资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 国有资本出资制度的初始阶段（1978—1993年）
二、 现代企业制度与出资人制度的设立（1993—2003年）
三、 实体出资人制度建设阶段（2003—2013年）
四、 “管资本”为主的出资制度建设（2013年至今）
第二节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的定位与异化
一、 出资人制度的定位矛盾
二、 出资人制度的实践异化
三、 出资人制度的异化根源
第三节国有资本出资制度优化
一、 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的设计逻辑再定位
二、 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法律关系之厘清
三、 国有企业分类方法的重新设计
四、 建立多元化出资形式
第四章国有资本运营的经营制度
第一节国有资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一、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和意义展现
二、 改革的理论依据与历史进程
三、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四、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总结及问题检视
五、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法律完善
第二节国有资本的重组
一、 国有资本重组概述
二、 国有资本重组模式
三、 国有资本重组障碍及随附问题
四、 国有资本重组的法律制度完善
第三节国有资本的并购与反并购
一、 国有企业并购的概述
二、 国有企业并购的规则现状及制度完善
三、 国有资本的反并购概述
四、 国有资本反并购的特殊性及制度完善
第四节国有资本的对外投资
一、 国有资本对外投资的概述
二、 国有资本对外投资的特征
三、 国有资本对外投资的困境检视
四、 国有资本对外投资的制度保障
第五章国有资本运营之退出制度
第一节国有资本退出制度概述
一、 国有资本退出制度内涵
二、 国有资本退出制度的功能
第二节非解散视野下的国有资本退出
一、 产权转让
二、 股份制改造
三、 国有企业租赁
四、 国有企业托管经营
五、 非解散退出路径的问题
第三节解散视野下的国有资本退出制度
一、 解散视野下国有资本退出路径
二、 解散视野下国有资本退出的问题
第四节国有资本市场退出的困境根源
一、 国有资本退出理念滞后
二、 资本市场与产权交易市场缺陷
三、 行政与法律制度衔接不适
第五节国有资本退出的制度完善
一、 多元化国有资本退出机制设计
二、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三、 培育和发展产权交易市场与资本市场
四、 完善职工再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
第六章国有资本运营的实现机制
第一节国有资本运营的监督制度
一、 国有资本运营监督的概述
二、 国有资本运营监督的现状检视
三、 国有资本运营监督的目标及原则遵循
四、 国有资本运营监督的制度完善
第二节国有资本运营的激励制度
一、 国有资本运营激励制度概述
二、 国有资本激励制度的障碍检视
三、 国有资本运营激励制度的指导性原则
四、 国有资本运营激励制度的具体实现
第三节国有资本运营的责任制度
一、 国有资本运营的责任制度概述
二、 建立国有资本运营责任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三、 国有资本运营责任制度构建的基本要求
四、 国有资本运营的责任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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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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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改革之纬
与国有资本的经营之道(代序言)
在人类起源以来的可考历史中，人类社会历经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商业文明以及工业文明等多种文明形态，而文明形态的多元化特性使得因选择依据不同而划分出不同文明形态的可能性，即基于文明所承载的内容不同，我们可以把文明的样态区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客观文明和主观文明等。与早期人类文明主要侧重于客观性的物质文明不同，近现代文明更加注重在客观物质文明基础上融合了主观精神文明的基因，从而使现代文明更具有立体性和综合性。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主要不同点在于： 资本主义文明的品性是选择将人本臣服于资本，而社会主义文明则希冀以资本服务于人的需要，用道德救助点燃人性的光芒。当我们将研究的目光进一步聚焦于中世纪以来的全球文明演进史中，西方列强自诩秉承着古希腊先贤的理性之美、罗马元老院的共和之光、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宗教改革的精神祛魅以及大航海的雄心壮志开启了近代人类社会工业文明的先河，此后，他们以商业文明裹挟着工业文明对全球进行资本主义文明格式化，几乎实现了对大部地区的资本殖民，其中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中国也概莫能外，封建农业文明的巅峰在掌控工业洪流的资本主义文明清洗下遭遇了近百年惊心动魄的自由落体和绝地求生。所幸的是，近代中国成千上万仁人志士并未沉浸于他们苦心编排并四处宣扬的看似光明却实为黑暗的西方文明童话，而是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地对建立在资本高地和欲望之巅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围剿展开自主反思、精神觉醒与血肉抗争。
新中国的建立者和传承者们在一路的艰难探索中发现，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的全球化发展存在现实与想象两种情境，想象中的全球化文明进程是能够让人类集体不断摆脱野蛮的进程，其最大功用是尽量让每一个人活得像人，而令人尴尬的现实是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的全球社会一直充斥着血腥、强制和奴役，他们通过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霸权实施文明霸凌和霸道帝国建设，这种文明形态的底色是不够具有人本、人性和人道的，由此，资本主义文明普世的意识地基逐渐光影褪去并为社会选择所动摇。而社会主义文明的选择是对资本主义文明主导下的全球化发展的文明修复，其普遍人本主义精神意味着文明社会存在的丛林法则不等于也不应等于文明社会运行的铁则，一个文明的社会既应让强者有约束，也让弱者有尊严，虽然所谓的公道常常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故而正义有时会输给强权，公道也曾经战胜不了武力，但是弱小并非就是一种罪过，力量的强弱绝非文明的标准。基于此，近代中国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有自主特色理解和追求的文明道路，时至今下，70多年的艰苦探索与持续不断地孜孜以求，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篇章，尽管这种饱含人本情怀的社会主义集体文明的圆满实现依旧长路漫漫，但文明的理想一直在激荡着人们前进的方向。
诚如人类无法决定文明的起源，但可以形塑文明的走向，在切身感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后的觉醒中国，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衍进的狂飙突进。在文明的目标上，中国客观审视、批判和兼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选择了一种能够契合传统中国式正义和中国式公平的非霸道型文明发展形态，对于这种新形态文明的和平建构，社会集体的良心、格局和道德在文明生态中占有极高的浓度、广度和深度。在塑造新形态文明的政治道路上，基于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要看它对待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的认知，新中国的政权体系起初便以团结无产阶级联盟为基础，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并最终服务人民需求，这种新文明形态的政治特色之一即表现在其前所未有地对小民尊严和庶民权益的记挂，而非为多产者代言。此外，在塑造新形态文明的经济道路上，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肯定了市场经济主义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合理性，不拘一格地突破和吸收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经济发展优势，但另一方面，与向货币皈依且屈从于资本帝国的资本主义文明相比，人类文明新形态恪守人本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具体指导，保持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市场经济主义并非即经济正义的警醒，为了让人，尤其是劳动者等不仅仅只是沦为经济动物，也对市场经济主义在新形态文明环境中展开了社会主义改造，从而确保不仅仅只是资本家，而是每个人都尽量可以在新文明中感受发展、体验不同、发现美好和实现梦想。当然，这种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性还体现在社会的诸多维度中，但无论具体的领域、手段、方法和道路如何，其共质始终是保持着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善念种植。
在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的历史征程中，国有资本无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和凝练，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铸造和传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效用。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顺应的资本主义文明尽管存有不足，但在反对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也必须肯定社会适宜建基于资本主义之上，毕竟人类社会追求生存及更美好地生存的欲望本能也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强大驱动，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断前进离不开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协同运作，后者是为了避免文明的发展停滞不前，而前者是为了实现新文明形态的特定理想。无论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还是为人类集体谋进步、为世界发展谋大同，正是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物质基础支撑和维持起了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环境下，对内促进或实现了全面脱贫攻坚、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以及群体共同富裕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落实，并在现实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中持续用力，对外创造和引领了“一带一路”等区域发展基础设施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集体文明的建设。因此对国有资本占压倒优势的我国来说，国有资本的良性生长与循环培育事关中国的财富和资源能否得到充分有效的运用，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和希望。有鉴于此，如何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特点，充分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有效实现国有资本所担负的特殊使命和价值，既是我们设计国有资本运行规则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国有资本运行的最终目的。
如何搞活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压舱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引擎作用，既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英明决策的基本动因之一，同时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之一。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国有企业赋予了复杂多样的功能和定位，而这些功能目标的实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难以完全兼顾的。另一方面则在于对国有资本的运营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只有靠我们自己不断探索和积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同时就是一部国有企业的改革史和国有资本运营改革的进化史。
或许是出于专业的本能使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在一直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资本的运营，并作了一些初步思考，也参加了一些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课题研究。1985年在进行硕士研究生选题时，根据导师金平教授的建议，最终以“论受托经营权——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统一与分离”确定为论文选题。该论文成稿后，承蒙王利明教授的推荐，在将题目修改为“论委托经营权”这一更富创见性的篇名之后，刊载于1987年出版的由佟柔教授主编的《论国家所有权》一书中，从而更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国有企业改革关注的热情。因此在此后3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无论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中心如何转移和变换，对国有企业的关注热情一直没有减退。同时也一直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资本的良性运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非常幸运的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国有资本运营的法律制度研究”这一研究课题不仅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后期资助项目立项，而且又顺利得以结项，时间恰逢我国《公司法》重大修改尘埃落定的前后。同时还值得庆幸的是，如果以本次《公司法》修改的最终结论作为检视对象不难发现，本成果的某些观点不但完全契合了这次《公司法》对国有出资公司的改革要求，而且也为我国《公司法》修改的正当性、合理性和科学性提供了良好的注脚，更为重要的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功能的发挥和全环节良性运营贡献了一定的法律智识。当然这些观点和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特别需要郑重提及的是，该成果虽因各种原因最终以个人专著的形式出现，但无论是在立项过程中，还是在课题的进行阶段，都得到了很多学生和同仁的大力帮助，这些学生和同仁包括但不限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院赵吟教授，民商法专业苏志猛博士、唐旭博士、雍晨博士、彭嘉怡博士、樊沛鑫博士，博士研究生孙繁旗、邓铭潇、冼博涵，硕士研究生曹文沁、江宇洁等，特别是得到北京市中伦文德（沈阳）律师事务所长期从事国有资产法律服务的李法婕律师、姬粤宝律师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但参与了提纲了讨论，课题的调查等，而且参与了部分章节初稿的撰写工作，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该成果既不可能顺利结项，也不可能最终付梓出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本成果既是我个人观点的初步呈现，同时也是众多学生和同仁智慧的辛勤结晶。不过因能力和时间等因素所限，相关成果在诸多维度也还存有抱憾之处，在此也热切欢迎各位方家和读者对书中的舛缪和缺陷不吝指正。
是为序。
赵万一
2024年6月9日于重庆抱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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