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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不论是论文、访谈、信件，还是讲座、演讲、发言，抑或是纪念海德格尔或奥登的文章，这些横跨20余年的文字，呈现出汉娜·阿伦特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她时而愤怒，时而平静，时而满怀深情。
阿伦特说，她不想让思想僵化，所以拒绝创建体系，她不想让社会僵化，所以鼓励读者思考。能思的个人、摆脱了物质生活条件束缚的个人，为某个共同关心的问题聚集在一起，成立某个基层的委员会，在这之上是更高的地区委员会，最后是政府或国家委员会……阿伦特坦承这种委员会是理想化的，现实中并没有对应物，但这不妨碍她在对古希腊城邦的探讨中，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研讨中，在对美国政治的批判中，在对艾希曼审判的冷静反思中，探讨她的理念，区分她的概念，阐述她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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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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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裔美籍犹太哲学家，生于德国汉诺威。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41 年移民美国，1951年获美国国籍。自1954年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自1963 年起，她先后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凭借《人的境况》《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过去和未来之间》等著作，成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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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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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言 / 1
致谢 / 1
发表情况 / 1
卡尔·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 1
伟大的传统 / 35
20世纪的权威 / 57
致罗伯特·M.哈钦斯 / 76
匈牙利革命与总体主义的帝国主义 / 87
总体主义 / 129
文化与政治 / 132
对传统伦理学的挑战：回应波兰尼 / 155
对1960年全国代表大会的反思：肯尼迪vs.尼克松 / 162
行动与“追求幸福” / 171
自由与政治：一个讲座 / 188
冷战与西方 / 211
民族国家与民主 / 220
肯尼迪及其后 / 226
娜塔丽·萨洛特 / 229
“如同对着一堵砖墙说话”
——与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对话 / 238
劳动，制作，行动 / 254
政治与犯罪：一次书信往来 / 270
关于格伦·格雷《战士》一书的导言 / 277
论人的境况 / 283
现代社会的危机特征 / 289
革命与自由：一个讲座 / 293
美国本质上是一个暴力的社会吗？ / 313
《群魔》 / 318
“变得自由的自由”：革命的条件和意义 / 325
想象力 / 340
他就是德怀特 / 347
爱默生梭罗奖章获奖感言 / 354
阿基米德点 / 357
海德格尔八十岁了 / 368
关于马丁·海德格尔 / 380
战争罪和美国的良心 / 382
致《纽约书评》编辑的信 / 383
当代社会的价值观 / 387
汉娜·阿伦特论汉娜·阿伦特 / 392
评论 / 420
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指导委员会上的演讲 / 428
公共权利与私人利益
——对查尔斯·弗兰克尔的回应 / 432
罗杰·埃雷拉采访 / 438
关于心灵生活的初步评论 / 453
过渡 / 456
缅怀于1973年9月28日晚去世的威斯坦·H.奥登 / 463
译后记 /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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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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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杰罗姆·科恩
如果说美利坚合众国的衰落从1961年在猪湾(the Bay of Pigs)入侵古巴的失败算起，那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五十多年了。在此之前的一个多世纪，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就已经对他所谓的“高贵实验”(noble experiment)绝望，当时主要是因为在奴隶制问题上公众意见形同水火。
如今，所有党派的政治家、所有政治派别的专家，为了各自的权力，都一致谴责公众意见的冷漠。但对于人民而言，沉迷于民意调查而不顾其结果如何荒唐，除了意味着沉溺于公众意见，还能是什么呢？对于熟悉汉娜·阿伦特思考方式的人而言，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她认为民意调查就像毫无意义的捐款呼吁一样，所意味的要么是失败，要么是被骗了。1963年在芝加哥与一群学生的谈话中，阿伦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迫下定决心，然后与他人交换意见。你们要记住”，她说，“建国之父们对公众意见极不信任，因为它有违公共精神。没有公共精神的地方，就会有公众意见取而代之”。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一个“曲解”，对于所有共和国而言都是一种危险，特别是那些自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共和国。因为(援引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50页)“当人们在各种截然不同的问题上冷静、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时，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同意见……当他们为一种共同激情所支配时，他们的意见，若可以这么叫的话，也会一样。”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听了建国之父们的话，这些话缓和了他们行动中的偶然因素。偶然性是自由行动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也是职业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多重解释的必要条件。因此，阿伦特指出没有言说的行动是徒劳的。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个“一人党”，尽管这不是在《孤独者宣言》(The Loner’s Manifesto)的意义上说的，他把孤独者，无论是政治上的孤独者还是别的孤独者，转变成了一个群体身份！在1789年3月从巴黎写给弗朗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的一封信中，杰斐逊写道：“我不是一个联邦党人，因为在我能够独立思考的地方，我从未让自己的整个意见体系服从于任何党派的信条，无论这个党派的人们拥有何种宗教、哲学、政治或者其他方面的内容。这样一种沉溺是一个自由的道德能动者的最后堕落。如果我不能去天堂，而只能参与一个政党，那我就根本不会去那里。因此，我要向你抗议，我不是联邦党人。但我离反联邦党人更远。”
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可以从经济上解释，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从心理学上解释，在阿伦特看来，这只会带来社会性的回答，而不会有政治性的答案。要在政治上给出回应，就需要有一个观察者，他与男男女女那个确定又含混的社交圈保持一定距离。政治性的回应所针对的是一个稍有不同，但更为准确的问题：合众国的公民是如何耗尽共和国的权力的？阿伦特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即1975年，发表的那个公开演讲，就是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美利坚合众国二百周年，其中就包含了她在今天可能会说些什么的线索。在那里她强调了“这个国家的权力受侵蚀，以及自信心的最低点，当对一个最弱小的、最无助的国家的胜利就能让这个国家的居民欢呼雀跃，而仅仅在数十年前，它确实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指的是二战中盟军胜利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美利坚合众国)。紧接着，她(1975年)提到了50年代“由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引发的小型危机”，它预示了“一支可靠忠诚的公务员队伍的败坏……这可能是漫长的罗斯福政府最重要的成就”。从那时起，“事件如同灾难一样此起彼伏”，用常被引用的话来说，“就像历史的尼亚加拉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其横扫一切的力量让每一个人，无论是力图加以反思的旁观者，还是试着让它慢下来的行动者，都同样地麻木不仁、瘫在原地”。在阿伦特发表这一演讲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经常听到这个国家被誉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或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吗？其正当性甚至还比不上1975年。更令人困惑的是，今天这种炫耀自夸伴随着政治上空洞的经济警告，即美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恢复往日的“富足”和“伟大”。
不管怎样，阿伦特政治思想和言说的基础、滋养它的土壤，都异常肥沃。在今天，她几乎一定想要去处理的事情，涉及的是美国政府最高行政部门——当然不只是行政部分——看似顽固的政治谎言。就像把我们的时代描述为“后真相”时代这种自相矛盾的不当用语所暗示的那样，尽管这种谎言不会危及真相，但会抽掉我们相信政治事务本身的实在性的能力。如果实在感的丧失也会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丧失，那么公民如何运用自由来产生权力就是更关键的问题。正如在本文集中强有力地表明的那样，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变得自由的自由(freedom to be free)”是政治革命的目的或终极目的的原因所在。当然，这一切都不能否认自我驱动的金融失衡、致命的种族不平等，以及其他形式的残酷、官僚腐败和社会不公正，以越来越明显的方式剥夺我们的自由。这些都是一种不断逼近的社会总体论(totalism)的信号，比如，一个官僚体制的共和国或多或少都会完全压制政治自由。这种总体论无需达到或导致被阿伦特理解为20世纪总体主义(totalitarianism)本质的那种恐怖，但我认为，它的信号正是她提醒我们要谨防的“我们时代以本真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真正困境”的东西。
什么是政治自由？独自在投票亭进行无记名投票是自由吗？教书、写作或阅读是自由吗？在阿伦特看来，最简洁的答案显然如下，即行动和言说——有别于纯粹闲谈的言说——能力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因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行动和言说在何处以及如何一起产生权力的？不同于军事力量——包括持续至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大型军队和新型武器——，阿伦特所谓的政治权力，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并不产生于相互谈论着自己、家庭和职业生涯的男男女女。关涉权力的乃是公民的谈论，他们公开雄辩地论争，以说服其他公民接受自己的意见。那是服从的对立面。公民们用词语描述那些按定义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事件：没有人说“我的事件”，因为事件是客观的，它面对着许多人，其结果影响到许多不同的人。一个事件中所包含的权力就是公民的潜能，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让事件多多少少变得可处理。这种可驾驭性的条件就是政治平民(commonalty)，人类不平等的印记或模子由此就被抹掉。政治平民是公共空间即阿伦特所谓的“自由岛屿”的现实化。这样一个岛屿极为罕见，因为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历史被比作是一个充满不信任、不法行为和罪恶的海洋。
本文集收录了阿伦特写给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的信，其中有大量她所谓的共同的政治关切的例子。对一些读者而言，这或许就意味着一个共同世界的可能性。这个世界会如何发展，最适合它的是什么样的政府，是力图理解这样一个世界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共同世界的实现，阿伦特从不乐观，而且她也几乎不讨论此前在世界上几乎从未出现，而后也只是短暂出现的政府形式。此外，有一次，当被问及政府委员会制度的前景时，她回答道：“即便有，也是前途渺茫。然而，或许还是有的——在下一次革命之后。”
她的治理委员会制度概念没有得到详细说明，因为它们是无法预先得到充分把握的新开端。尽管如此，她的构想极为广阔。阿伦特认为总体主义是“一种新的政体形式”，一种总体摧毁的政体，它没有积极的对立面，比如君主制是暴政的对立面，贵族制是寡头的对立面，民主制是暴民政治的对立面。这些对立面自古代以来从未有过实质性的改变，直到阿伦特把委员会制度增列为总体主义乃至于所有形式的总体论(totalism)的积极对立面。她对这种治理制度的最广泛论述体现在她论匈牙利革命的文章中，这里是它的第一次全文发表。在基层(这也是权力的基础)，委员会由这样一些男男女女构成，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工资公平和充足住房、中小学教育、个人安全和公共安全。然后，这些地方基层的委员会选举出更高、较小的地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将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处于金字塔塔尖的政府委员会或指导委员会，也是由下面选举出来的，将在其管辖范围内指导和组织共同利益集团。
在这里，或许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世界政府”观念，认为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大暴政。在政府委员会制度中，移动、思考和行动的自由可见于每个层面，但只有在基层履行其对上级的义务和承诺时，权力才会得到实现。委员会政府会产生一个共同世界，那里真正充满了位于世界上多样的男男女女们之间的利益(inter esse)，它在把行动和言说的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又在他们之间为每一个人保留了充分的空间，以使他们从各自独一无二的观点出发向他人表达自己。这种之间(in between)的空间只存在于委员会制度以及多数类似的治理制度之中。还可以补充说，在委员会制度中，公民不仅被当作观念市场的平等者，而且也是消费用品市场上的平等者。政治平等的感性意识不仅通过法律禁止不平等，而且自下而上地确保其不会出现。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治理的委员会制度压倒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
这部文集的题目，即《无扶手的思考》，是阿伦特——在“汉娜·阿伦特论汉娜·阿伦特”中——对自己思考经验的描述：一种除自己之外无需任何他人同意的从世界退隐的活动。易言之，当在思考的对话中退隐时，主体一分为二，阿伦特称之为“一中之二”(two inone)。在她看来，经验这种“一中之二”就是思考，如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她提及的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就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思考活动使得阿伦特与世界之所是和解。然而，希特勒的总体主义政权史无前例的残暴和破坏性，前所未有地剥夺了阿伦特从世界退隐、独自思考所依赖的一切宗教、道德和历史传统。正是在反思中，她遭遇到了自己时代最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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