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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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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发展，实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为适应时代之需，本书梳理了中国数千年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思想历程与实践进程，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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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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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思想和制度发展史，将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历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探讨，探索研究了在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华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认同与共识”，填补了系统研究中国数千年国家文化安全史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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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樊 伟：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龙大轩：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中华法文化传播教育教师团队”负责人，央视《法律讲堂》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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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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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卷
第一章 夏商西周的国家文化安全
第一节 礼乐文化安全模式的起源
一、礼乐是原始人保障安全需求的产物 / 003
二、礼乐文化安全与原始人的价值观 / 007
三、礼乐文化安全与原始人的生活方式 / 009
第二节 礼乐文化与夏商西周的价值观安全
一、礼乐为夏、商、西周的政权来源提供正当性依据 / 019
二、礼乐为夏、商、西周的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支撑 / 023
三、礼乐为夏、商、西周的制度建设提供合理性论证 / 027
第三节 礼乐文化与夏、商、西周的生活方式安全
一、礼乐文化与夏、商、西周的语言文字安全 / 034
二、礼乐文化与夏、商、西周婚姻生活的稳定 / 036
三、礼乐文化与夏、商、西周的家庭、个人生活 / 043
四、礼乐文化与夏、商、西周的社会交往秩序 / 048
五、礼乐文化与夏、商、西周的风俗习惯和禁忌 / 051
第二章 春秋战国的国家文化安全
第一节 法家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与实践
一、用“法·律”培育国家的价值观体系 / 060
二、用“法·律”价值观体系塑造新的生活方式 / 069
第二节 儒家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与实践
一、儒家“仁义”经世思想在国家对内文化安全建设中的作用 / 083
二、儒家“华夷之辨”思想在对外文化安全建设中的意义 / 100
秦汉魏晋隋唐卷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概论
一、秦朝“缘法而治”思想与国家文化安全 / 118
二、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与国家文化安全 / 122
三、汉中后期“礼法合治”思想与国家文化安全 / 125
第二节 秦汉时期国内文化安全建设实践
一、秦汉时期维护价值观念的文化安全建设 / 128
二、秦汉时期维护生活方式的文化安全建设 / 138
第三节 秦汉时期对外文化安全建设实践
一、“崇儒抑佛”：防止外来文化的不良冲击 / 147
二、“王化四极”：扩大本土文化的对外影响 / 149
三、“四海一体”：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 / 153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概论
一、“礼律并治”思想与国家文化安全 / 158
二、“孝治天下”思想与国家文化安全 / 159
三、道教对皇权的文化认同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促进 / 162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内文化安全建设实践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护价值观念的文化安全建设 / 166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护生活方式的文化安全建设 / 175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文化安全建设实践
一、“化俗弘教”：防止外来文化的不良冲击 / 180
二、“天下同归”：扩大本土文化的对外影响 / 185
三、“王者无外”：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 / 188
第三章 隋唐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概论
一、隋唐时期的“王道仁政”思想与国家文化安全 / 195
二、隋唐时期的“谏议思想”与国家文化安全 / 198
三、隋唐时期的“明君思想”与国家文化安全 / 201
第二节 隋唐时期国内文化安全建设实践
一、隋唐时期维护价值观念的文化安全建设 / 203
二、隋唐时期维护生活方式的文化安全建设 / 213
第三节 隋唐时期对外文化安全建设实践
一、“会昌灭佛”：防止外来文化的不良冲击 / 223
二、“遣使来朝”：扩大本土文化的对外影响 / 224
三、“开疆拓土”：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 / 226
宋元明清卷
第一章 宋元明清宗教管理的文化安全作用
第一节 强化宗教管理机构
一、宋、明以世俗机关管理宗教 / 233
二、元、清利用僧侣进行管理 / 234
第二节 加强对寺观的管理
一、禁止私自创立寺观 / 236
二、禁止寺观从事土地买卖及经商活动 / 237
第三节 加强对僧、尼、道、冠的管理
一、对童行的管理 / 238
二、对度牒的管理 / 238
三、对僧、道犯罪的惩治 / 240
第四节 以法律和军事手段对“邪教”严加防范和打击
一、明确“邪教”的范围及行为特征 / 244
二、以法律和军事手段对“邪教”严加防范和打击 / 245
第二章 宋元明清学术发展的文化安全功能
第一节 创立援用“宋学”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一、“宋学”的兴起及主要学术派别 / 249
二、“宋学”的主要特点 / 255
三、“宋学”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 / 262
第二节 创立援用“理学”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一、“理学”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 264
二、“理学”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 / 283
第三节 创立援用“心学”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一、“心学”的创立及完善 / 285
二、“心学”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 / 294
第三章 宋元明清淡化“华夷之辨”的文化安全效应
第一节 宋元明清的“华夷之辨”概述
一、宋朝的“华夷之辨” / 300
二、元朝的“华夷之辨” / 302
三、明朝的“华夷之辨” / 303
四、清朝的“华夷之辨” / 306
第二节 宋元明清淡化“华夷之辨”的措施
一、强调“正统”，不论“华夷” / 309
二、主张“中外一家”和“天下一家” / 315
三、对“华”“夷”各族“因俗而治” / 316
第三节 清朝推行的“用夷变夏”政策
一、清朝强力推行“剃发易服”政策 / 322
二、清朝推行“剃发易服”政策评析 /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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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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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安全，亦称文化安全，这个学术概念的历史并不长。 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的“国家文化安全”相关文献来看，国内从 1999 年开始才出现这个主题的中文文献。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提法，但并不意味着当时就没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和实践。 国家文化安全指一个国家的各种文化元素处于安全的状态。何为“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的界定，安全是指一个国家需要保护的某种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这种利益“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文化的内涵又有哪些呢？目前关于文化的定义有 200 种以上，其所包含的元素就更难以计数了，只有用分类的办法才便于把握。用层次论进行划分，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指价值观念，又称价值观，是指民众对国家、社会、个人所抱持的评价与看法，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而文化的表层结构是指生活方式，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禁忌、衣食住行模式等。前者是“看不见的文化”，但在整个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处于核心地位；后者是“看得见的文化”，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与前者互为表里。民众认同该国家所提倡的价值观，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对该国家生活方式的尊重与践行；而对生活方式的遵从甚至热爱，又会反过来巩固该国家价值观的根基。唐朝司空图诗《河湟有感》云：“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很难想象一个轻视或讨厌自己国家语言文字的人会爱国！
国家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路径是，通过凝练统一、权威的价值观，引领广大民众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等思想和制度形成一致认识，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维护国家政权统治的稳固；通过铸牢“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模式，形成众人皆宜且不易改变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国家的存在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意义，展示出自身的民族特色。
当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横向的空间上去考察，具有相对稳定性；从纵向的时间上去考察，具有相对连续性，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就相对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且具备了长期保持这种状态的能力，其文化就是安全的。古往今来的国家文化安全建设，无疑都是从这两条路径入手的。
夏商西周时期，国家维护文化安全主要体现为建立“礼乐”文化安全模式，即用礼乐来塑造当时的核心价值观，构建人们的生活方式。礼乐原本就是原始人类为保障自身安全而创造的，他们在面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时，痛感人类的渺小和无助，冀望用礼乐祭祀神灵的方法来获取神灵的庇佑。正如《说文解字》所言：“礼，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祭神的礼乐虽然不能为原始人类真正消除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但能给他们蒙昧的内心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他们从主观上获得一种自以为是的安全感。进入国家社会以后，原始礼乐演变为夏礼、商礼、周礼，成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手段。 每一个王朝的礼乐文化都会从天命神权的角度，来论证其政权来源的正当性、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建设的合理性，引领广大民众对该王朝的政权统治形成文化认同，培育起统一的价值观念，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也。同时建立起与这些观念相匹配的生活方式，所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是也。及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失去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对于用何种思想来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国家文化安全，诸子百家各异其说，其中以儒、法两家影响最大。法家主张用“法·律”治国， 以替代之前的礼乐之治。这里的“法”和“律”是不连用的，各有各的含义。站在文化安全的角度审视，法家的“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也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迫使大众从行为上服从、从文化上认同。通过秦国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法家的这种思想在凝练新的文化价值观，打造新的生活方式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使得“富国”“强兵”“奉法”“移风易俗”等观念深入人心，为秦国的强大进而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儒家提倡以“仁义” 经世。他们认为传统礼治虽然被破坏，但礼所依赖的人心基础“仁”是永恒存在的，只要抓住“仁”这个核心，将其推运到不同的人际关系上，就能培育起“父慈子孝”“夫义妇节”“君仁臣忠”“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人伦道德，进而形成牢固的价值认同，最终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为国家统治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价值观问题说到底就是人心的问题，比较可知，法家是通过外在制度建设来凝聚人心，因有国家强制力介入而见效快；儒家则是通过宣传教化来凝聚人心，因缺乏外在制度的支持而见效慢，“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但儒家提倡从人心内部去培育价值观的做法，无疑是治本之法，所以在后世的文化安全建设上得到了广泛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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