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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王朝循环体系，工匠精神雕琢，汇聚大陆台湾两岸学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世界史视野展示大中华文明。《芈月传》历史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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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姚著中国史》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姚大中先生毕生精力创作的生平仅有著作。本书打破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线，以全新的架构叙述了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作者具有罕见的理性概括能力，能从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找出脉动的主线，透彻、清晰、具体；引用资料宏富，文笔古雅，带有20世纪3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的叙事风格。一般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通史是将中原作为一个核心，一层一层向外看，而这部书则是从匈奴、月氏、日本、朝鲜等向内看，角度新颖，堪称世界史视野下的大历史。
《黄河文明之光》爬梳了最早的中国，并剖析了中华第一帝国秦汉的勃兴与崩解；
《古代西北中国》全景透视了“游牧中国”和“农业中国”的竞争、共生与融合；
《南方的奋起》描绘了历史的曲线——正统朝代南移与北方民族大融合，熔炼、孕育着一个新帝国；
《中国世界的全盛》诠释了隋唐帝国确立中国在东亚秩序的轴心地位的历程；
《近代中国的成立》展示了宋以后中华民族诸成员全部登上舞台的场景，及中国内部的重新整合。
1.《姚著中国大历史：从西域到南海》的“汉族中国主声部”非常清晰，同时与之相配的其他“次级声部”的声音也相当丰富。它们大致可以按照地缘来划分，除了作为主声部的中原核心中国这一区域外，其他的次级声部大致有以下几种：西方声部、东亚声部、中国西部边疆声部、南海声部，所有这些主次声部都有自己的声音。作者对东亚声部中的越南、朝鲜、泰国，北西边疆中的匈奴（蒙古高原、甘肃、新疆）、氐羌、吐谷浑（青海、甘肃）、西藏、西夏（宁夏、甘肃）也被给予了细致入微的考察。这是本书胜过其他通史的地方。
2. 姚大中先生耗尽毕生精力，写下了这本恢宏巨著。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中华文明中那些最卓越向上的力量。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也许可以借此书来思考一个强盛大国真正的生命力源泉何在。
3.本书以传统国家的“中央政权—地方政权”“核心区域—周边区域”“中央皇权—地方王权”所存在的弹性关系、地方自治的传统来反思中国传统体制的弊端，并进而思考如何将传统遗产、当下现实等诸因素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
4. 互联网时代信奉的一个东西叫做速度。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在求快的世界里，追求极 致的工夫还能否存在呢?姚大中先生用一种把一个想法真正做深和做透的精神，回答了这个问题。灌注了作者全部精力的作品，它是的。这样的书一定能够吸引到追求阅读体验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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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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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中，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商学院政经系，后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政治经济所专职研究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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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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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黄河文明之光》
【黄河文明的诞生与展开】
中国文明的光源
人类的发生文明的始源
北京原人河套人山顶洞人札赉人
黄河中国文明的中核
黄河文明的广域性
传说与历史
古代中国的成立
中国历史之曙光夏朝
殷朝国家与其都市文明
卜辞的世界信仰历法产业社会
周革殷命与封建制
礼乐文化
时代的跃动纪元前八至前三世纪
从都市国家到领土国家（春秋）
光与热的大奔放期
中央集权制萌芽与中国国际 统合的准备期（战国）
汉族的诞生
百家争鸣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
【汉族中国统一后的中国世界】
秦汉大世纪
统一朝代的伟大继承
四百年汉朝盛衰
纪元前二百至后二百年间的科学与技术
汉朝人的生活流行
思想学问与独尊期儒家
汉朝社会经济层面剖析乡里与豪族
东洋中国文明圈形成
南方的改造：百越南蛮西南夷
东方的黎明：东夷
主要参考书
第二卷《古代北西中国》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两个线索来解明古代北西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形态，以及与汉族间的交涉和文化交流，实为一部古代蒙古、新疆史。
目录：
【北方游牧势力的冲击】
草原游牧社会与其独立文化的形成
游牧民族大跃动的历史意义
草原经济游牧文化的特质
骑马游牧民族的起源
北亚细亚青铜器时代与胡人
欧亚大陆游牧文化圈连锁
中国历史演进的双轨性
长城内外的对立
两个世界的分隔标志
长城的最初性格国境线
汉朝攻势长城与后代防御长城
游牧主动与其外向性
与耕地相斥的草原历史路线
匈奴北亚细亚大风暴
匈奴雄长的世界意义与其汉族依附性
北亚细亚最早的统一
婚姻军事经济精神生活
游牧封建与单于继承法
匈奴联盟中的汉人集团
战争与和平
巨大游牧压力下的汉朝和亲政策
由和到战十年间九次大远征
从漠南无王庭到匈奴降伏
和平波折与北匈奴西迁
南匈奴进入长城后的质变
东胡西羌前期突厥诸民族
四至六世纪间新汉族诞生与草原新形势
东胡乌桓鲜卑
从鲜卑游牧帝国到投入长城后的北魏
戎、羌、氐、月氏
后汉政治痼疾西羌问题
草原朝代嬗代中的柔然
丁零高车铁勒突厥
【汉族中国以西的世界】
认识古代西方
二千年前汉族世界眼光的扩大
贵霜大月氏与嚈哒
中亚细亚古代历史的基本认识
中国史料与所指西域范围
新疆与河西走廊
沃洲地理橱窗与人种博览会
经济繁荣面下新疆政治的向上
新疆历史命运
河西走廊吐鲁番盆地
从通西域到西域经营
中国西方事业起点的凿空
汉朝的新疆中亚细亚征服
区域性共同防卫与都护统制体系
三通三绝的后汉西域支配
长史统治与高昌国成立意义
考古古代学上的新疆
历史壮观复原与敦煌学
汉朝西长城制度
埋没沙中的鄯善王国
南北道古代史闭幕
东西方文化、商品交流的早期形态
中国对西方关系从混沌到开朗
外国通商外国商人
世界性丝贸易与国际交通
古代世界东西大动脉丝道
古代西方的中国认识
中国容纳外来文化的源泉与内容
中国文化传播西方
主要参考书
第三卷《南方的奋起》
内容简介：
自二世纪末到六世纪末的汉族中国四百年大分裂时期，中国在动荡纷乱之下的面貌并非全是破坏的，历史意义也非全是消极的，其间各存在其积极的一面。在积极的方面，即是迎接统一再现的准备诸分野，以及充满了新生命、新活力的新汉族孕育，江南文化的发达，与中国东亚文明圈的坚实奠定。
目录：
历史曲线两次高峰间的低潮
汉朝崩坏与分裂局面的持续
外戚、宦官、党人
黄巾之乱与所开启的英雄时代
分而合合而分
五胡十六国连锁反应建国运动
南方切离近三个世纪的南、北均衡形势
大分裂末期新时代的孕育
二至六世纪社会经济问题总决算
古代乡制破坏后世族中心社会的成立与式微
世族门阀的历史评价
大流亡潮期间的户口问题
江南南方开发与地方行政体系推移
分裂期产业流通诸面貌
交通都市商税货币
土地国有制从试验到完成
农村社会生产秩序大变革与租税制度再编定
四百年转型过渡期文化
六朝文化根源的老庄思想与清谈
文学、艺术与相关联的学问
史地学、科学与技术
地下史料所见魏晋南北朝人的生活形态与风俗
宗教与宗教思想史展开
道教的起源与诞生
佛教传入中国固定化的轮廓
佛理译经中国佛教教义
佛教艺术与南北朝造像运动
乐浪时代结束前后远东新态势
高句丽的从中国史转移入韩国史
朝鲜半岛三国的南北朝文化浸润
魏志倭人传宋书倭国传。
大和国家的形成与归化人
主要参考书
第四卷《中国世界的全盛》
内容简介：
汉族形成的充沛活力，带动了中国模式政治、文化为基底的东亚中国世界，自汉朝的时代塑定胚型。新汉族于隋唐时代再形成，又培育、提携中国世界成员，共同内耀博大而绚烂的中国文明之光。隋唐世界大帝国成立的意义，初非只中国史上的伟大朝代而已，也是关系东亚史全体的。这是本书叙述的主轴。
目录：
世界帝国的荣光
隋唐新汉族大统一成立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
天可汗国际秩序轴心
国家规模的超越政治平等的复活
社会关系与均田法施行实况
大运河与产业经济发展
开放性的生活、思想与文化
大唐的荣华
条条大道通长安
外来宗教与佛教思想的百花齐放
学问、科学与文学平民化
有容乃大东西吞吐（一）天竺大食新罗
有容乃大东西吞吐（二）日本
中天之日换入斜阳期
盛唐明暗面八世纪前半
盛世倾斜起点的安史之乱
均田制堕坏期的变貌八世纪后半
藩镇／宦官／朋党
九世纪社会经济新境界
巨大帝国崩裂的震力与转运期开创
黄巢之乱前后的唐朝五十年暮运
新时代诞生的阵痛期五代十国
八至十世纪的东方世界
主要参考书
第五卷《近代中国的成立》
内容简介：
十世纪中国，是个历史的大转捩时代。因此，横的方面，汉族朝代与征服朝代并行或交替存立；纵的方面，近代社会以宋朝建立为标志而设定。
欧洲曾经历漫长的中世时代，但短短约三个世纪的近代欧洲，十八世纪后半以来便以产业革命成功，快速转换现代社会。中国领先欧洲快速通过中世时代，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期，时间却停滞十个世纪，清朝之末，才在痛苦的、被迫的形势下勉强向现代化举步。
本书便以如上诸课题为中心，说明什么以及探讨其为什么。
目录：
【中华民族大舞台全成员登场】
亚洲内陆世界霸权推移
北亚细亚突厥巨潮
苍狼的子孙文字的后期游牧国家
突厥时代最后荣光
回纥与游牧社会文明化
中亚细亚突厥化
大西南地区民族运动
吐谷浑三百五十年
吐蕃兴衰
西藏佛教与喇嘛法王支配
云南五个世纪独立时代南诏、大理
模写汉族中国两范本
海东盛国渤海
西夏君子
征服朝代成立
契丹辽朝二元支配体制的创始
女真金朝中原化快速变容者
世界史的最大征服
从蒙古帝国到大元帝国
元朝身份制社会与蒙古至上主义
东西交通文化交流最盛期
北元以来草原封建制的成熟
十七世纪后的清朝蒙古
【汉族中国的近代化】
绝对主义的时代
宋朝历史的近代要素
外侮最剧的汉族朝代
文治主义与君主专制绝对化
科举学校士大夫
汉族光辉的明暗
南方优位下的社会经济
诸产业的分化开发
财政与社会结构再调整
商品货币经济时代的都市
新文化的展开
士人庶民文化结合
理学儒家思想再出发
宗教思想学问的进展与停滞
高峰科学技术的终页
主要参考书
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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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今日已系人文科学诸分野的共同基础。
我终觉得，传统中国历史的叙述方法与解明方式，对上项需要，尚存有其可待补充处
其一，中国今日的人与地，须包含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则其记录，应该突破传统东部十八省的汉族中国范畴。深一层说，中国在世界非为孤立，应该从叙述空间适度再扩大。传统的历史现象说明，于时间上是悬空的，应该拉下到今日人的立场！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但人类活动非限于政治层面，则同时也应该注视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还有，今日发达的考古学，应该可以加以利用，以改变传统专凭文献资料的习惯。同样，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问，又何妨与历史学结合，对历史解明，应该只有帮助，而不致拒斥。
其二，研究中国历史，今日已非限中国人自身。本国人笔下的本国史，容易主观而作身在其内的环顾，观察自有所局限。外国人置身事外，自上鸟瞰的客观性系其长处，但究竟非中国人，透视深度不够或只见屋顶未及屋内，又或存在先入为主偏见时，便非只遗憾而已。于适切今日时代的历史观点之下，调和中外双方的治学方法与态度，又非不可能办到。
基于如上两项构想，乃有这套中国史的撰写。每册分则各自独立，合则成套。
走一个新的方向，自不能必其成功与正确。然而，我的动机，原正不过只开风气。
后语
常言道，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如果镜面模糊或破碎，反映的已是不明显或不周全的我；如果任令厚积尘埃不加拭抹，便任何面貌都不能反映；再如果镜面乃是变形的哈哈镜，则尤系歪曲历史。
于此，如下立场须得站稳：
第一，历史的立脚点是今日，须以今日立场说明历史（什么?）与解释历史（为什么?）换言之，今日为枢纽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否则历史悬空的，不切实际的有现实的我，才反映镜中的我。
第二，相对方面，不能以今日基准批判历史，或以今日教条规范历史，否则将全无是处。时代永远在进步，过去毕竟非由今日复制，今日也必不能比拟未来现实的我，究与镜中的我有别。
人不能十全十美为众所周知，事也兼具其正面、负面因子，历史事件与措置必有需要才存立。只是，任何主义不随时代修正，定必僵化；任何良法美意不能适应时潮，抑且阻挡时潮，定必被淘汰或倒转形成反动。人类历史之初，如无阶级成立，由胼手胝足的劳力者饲养坐享其成的劳心者，文明决无由提升。科举以钻八股死胡同终幕，揭幕时却是敞开平民参与政治大门的高姿态，象征开明与前进。帮会是近代史一大社会力量，不能以今日已代表罪恶与黑暗而抹杀其历史贡献，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之曲予原宥而任凭存在，倒退回旧日道路。同一事件的是与非，必须分别辨明与衡量，混淆与偏颇都是不公平的，犹如镜面的被污损或扭曲，不论有意或无意。
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这又是后语的赘言。
长城的最初性格
国境线
长城工程的艰巨为可想而知， 问题是： 为什么要兴筑这道城墙？ 对于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会提出公式化的一个答案：
秦始皇造长城以防胡。 外国学者的看法也相同， 他们接受了古代罗马人为防御北方蛮族而自纪元八三年以后， 陆续建筑从梅因兹
沿莱茵河至多瑙河上游的长城系统 ，
而以中国大长城与之相比拟。
然而， 这 个 答 案 与 中 外 学 者 的 另 一 个 共 同 的 问 题： 长 城 非 秦 始 皇 所 造 ， 不过他在统一中国之后， 以战国北方诸国原已分段建筑的城墙连贯起来而已。
长城既非秦朝始建， 则长城作用如解释为防胡， 时间上也应往前溯向分段建筑的战国， 而非秦朝。
战国列国间普遍流行系列性筑城运动， 系在纪元前四世纪前后，
当时这项运动的突然兴起， 各国都显得特别热心， 而且时间上也正随着北方胡人开始出现之后。 但是，
胡人出现地区限于北方， 战国时代的筑城运动， 却须注意非北方汉族国家特有地方现象， 此其一；
其二， 北方国家且非率先领导， 反而还是追随了内地国家才筑城。
在如上情形之下， 只有一种解释为合理， 便是说： 长城系战国列国出于相互间对抗需要而构筑的大规模防御工事。
这些防御工事存在于北方的， 对象便非汉族国家而转向为胡人。
依此了解， 可明了当初建筑长城， 本质上并不含有偏重防胡的意义。 而且恰恰相反，
长城还是汉族自身间基于相互对抗需要的产物。
北方长城较内地长城开始构筑年代要晚到一个世纪之久的事实， 史学界往往容易忽略，
事实上， 这却是交代史实的关键， 至少说明了当时汉族眼中的敌人， 主要还是汉人自己。
尽管早在纪元前五世纪北方已有足使汉人惊讶的胡人出现， 也逼迫汉人放弃一部分传统文化而非学习胡化不可。
但是， 胡人压迫的危机， 却未令汉人恐惧到必须建筑一道坚固防御工事抗拒的程度， 相反，
这个时期所见的胡汉斗争， 胡人侵略汉人， 还不如汉人侵略胡人严重， 胡化 最热心的赵国， 大将李牧便曾制造一次战役杀戮胡人骑兵十余万人的惨烈场面，北方诸国于战国后半期开拓的新领土， 也全夺自北方胡人。 赵国取得阴山黄河间走廊地带的
北河 之地， 以后于秦国进行 中国 统一战争期间虽回复胡人支配， 但待统一成功而秦朝大帝国建立时，
这一地区不但立即再被收复， 更在卓越军事家蒙恬指挥之下，
连同夺取了胡人发源地的整个鄂尔多斯或当时所谓
河南 与今日的河套。 这种汉族对胡人当时压倒性的军事攻击力，乃是必须注意的事实之一。
之二， 又须注意北方列国北长城的兴筑，
都是合并夺自胡人新领土的直接后果。
北方长城， 作用自始非只消极面的防御，
而另有其更主要的积极原因才兴建。 这个原因，
须从长城为什么构成为北方新领土， 以及新领土为什么开辟和为什么建设而得知。
那便是汉族势力继续膨胀之下， 汉式农耕环境扩大与净化趋向的再延长。
汉族从游牧胡人手中夺取土地， 是为了这片土地适合于农耕，
这片土地既加入农耕中国， 便拒绝胡人再予游牧化， 拒绝部分必须有个标志， 这个标志， 便是长城。 长城在一系列建设新领土措置中担当的任务，
也即在此， 而代表了汉族巨大的压制和吓阻力量，
一种向胡人警告止步的指示。
换言之， 站在汉族片面与主观立场， 用人力划出与强制对方接受的一道汉胡国界或国境线， 而非纯粹的国防工事或国防线。
国境线虽非不能兼为国防线， 长城的本身也不可否认必带军事色彩，
但至少当时长城的要塞性国防线意义， 已隐蔽在国境线性格背后。
前引 《 史记》 匈奴列传两见 拒胡 字句， 拒胡（ 拒绝胡人） 迥非后世所谓 防胡 御胡 的示弱性可比拟， 这是个充满了骄傲与自尊的字样， 与秦始皇本纪中
斥 逐 相呼应。 最初的长城， 便这样拒绝和阻断了胡人 军事的， 也是政治的。
长城国境线性格， 战国时代后半列国分段建筑的北方长城已经具备，
到秦朝汉族大帝国建立而愈突出与明朗。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 毅力、 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 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
非常重视国境观念， 是其特征。 秦始皇五次巡行全国， 刻石讴歌皇帝丰功伟业时， 国界四至往往陪伴镌以明文， 如： 皇帝之往， 存定四极 ， 以及 六合之内， 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 南尽北户，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 。 意思是说： 一统的完成， 国家东、 南、 西、 北四个方向， 都已到达了 极 。 四极之中， 两个方向有海洋作为自然界限， 另两个方向，
便以长城 人为的国界线为界。
秦朝大长城， 这条略呈弧形而划定当时汉族意识中
中国 与 非中国界限的大工程， 主持者便是蒙恬， 他是攻占鄂尔多斯草原的最高统帅， 以及郡县与移民政策的执行人。
雄伟的秦朝大长城， 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
凭双手与决心，创造并达成了 极 的构想。 大长城的所以为 极 ， 正因为国界恰恰符合自然地理。 从大体而言，
汉式农耕事业已到达很难利用的真正草原为止。 长城以外，
断然放弃， 长城以内， 便是被圈定可供农业发展的所有土地， 这些土地，秦始皇和他的政治家们确认必须统一划归
中国 。 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
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线。
长城的建造， 既表示那些土地应该保持在汉族所认定的
中国 以内，以供汉族利用， 则相对而言， 也便具有其他土地汉族不该涉足的意义。 事实上，
长城之为 极 ， 极 的本身意义， 便代表了限制。 所以， 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 非只对外， 同时也具有对内性。 关于后者， 便是设定了一道汉化极限， 一方面， 限定农业社会最大限度的活动范围，
凡汉族一律必须居住长城以内， 私越长城线，
罪名等于叛离中国， 惩罚可能非仅仅判处徒刑； 另一方面，也为汉族定型后所建立的统一农业社会新秩序， 设定一个界限。
四 极 观念所以被秦朝重视， 长城所以必须陪伴新领土扩大而立即重建， 与统一政治的建设都有关系，
四极以内， 必须车同轨、 书同文， 相反， 这些也以至于 极
为限。 秦朝长城国界线意义，
从这方面而强烈表现。
后代人所以相信秦朝长城防胡， 最大原因可能受了见到如今日真正
防胡 作用的长城影响。 事实上， 古今长城， 不但位置不同， 性格也在变迁。长城防胡这一答案， 如果用来说明后代长城的效用，
可谓正确， 但如用以解释长城的起源， 以及建筑长城最初的用意， 那便不恰当了。 换言之， 长城 防胡 的作用是以后才转变而成的， 当初并非如此 秦朝与秦朝以前不是，汉朝也不是。
汉朝攻势长城与后代防御长城
长城之作为国界线， 其性格至汉朝仍然明朗， 这从汉朝政府与匈奴间往复公文的内容可明示。 文帝对老上单于的复文：
先帝制， 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 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 《 汉书》 匈奴传上） ， 便确切说明了两国间系以长城为国界。
一直到匈奴已经服从汉朝的纪元前后， 乌珠留单于致平帝的文书中，
仍还重申这层意义： 孝宣、 孝元皇帝哀怜， 为作约束， 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 长城以北单于有之。 （ 《 汉书》 匈奴传下） 所以， 无论秦、汉， 长城的国界观念同样发达， 汉朝长城也便直接继承自秦朝。
但是， 秦汉间长城继承， 并非一成不变， 须注意还是经过修正了的。 为什么修正？ 关系到纪元前二〇二年汉朝建国前后国际局势的推移。
秦朝二世而亡， 锋芒和强盛有如彗星般一掠即逝。
相对的草原方面， 匈奴却正如旭日升空， 在秦朝过渡到汉朝的汉族中国动乱期间， 所有丧失的游牧土地，
所谓 新秦 ， 迅速回到匈奴人手中。 加以汉朝初年北方汉族将领频频叛变倒向匈奴，
局势严重到汉人连企图退缩维持战国赵、 燕北长城一线都不容易，
所以 《 史记》 匈奴列传有 （ 单于冒顿） 南并楼烦、 白羊河南王， 悉复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
与汉关故河南塞， 至朝那、 肤施， 遂侵燕、 代 的叙述。 匈奴绝对优势逆转的关键年代是汉武帝元朔二年 （
纪元前 １２７ 年） 。 这一年， 汉朝反攻再夺下河南地， 才使长城线恢复推展到秦朝原址， 便是
《 史记》 匈奴列传所说 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 。 然而， 如果注意匈奴列传的另一段记载：
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
， 可知即使至此阶段， 秦始皇事业的中段长城还是变了形， 造阳以北地区已被放弃，
由今日多伦地方退到赤城县。 换言之， 改依了原先燕长城的界线。 这是汉朝长城比较秦朝长城不同的第一处
这一段长城， 便是热河赤峰长城考古所引述张家口的一线， 张家口即与赤城县相近。
同时， 也是现在长城与古长城线唯一符合之处，
所经过赤城县北方的独石口， 成为现在长城全线北方最突出部分。
汉朝较秦朝长城位置不同的第二处为东端起点。 当武帝一代，
汉朝势力续向鸭绿江以南伸展而完成半岛北、 中部统一支配时，
乐浪等四郡开辟， 汉朝领土于是东向面临了日本海。
这个形势， 使当初圈划半岛西北一部分领土的秦朝长城，
失却了国境线意义。 所以， 汉朝半岛势力的跃进， 相对现象， 反而是长城线的撤出半岛。 自纪元前二世纪末以后， 汉朝长城的东方起点或终点， 已从原先秦朝长城线缩回鸭绿江以北，
自今日辽北省昌图县到吉林省桦甸县的一段， 也便是后来半岛四郡之一玄菟郡转移到今日安东省境后所见的
玄菟长城 。 如 《 三国志》 魏志东夷传所记： 夫余在长城之北， 去玄菟千里 ， 此即改与东夷诸族分界出汉朝长城新起点。
秦汉长城线的第三处不同，
也是最大的不同处， 在于西方。 汉武帝规复河南地后， 对匈奴次一步制裁行动是占领河西，
以及控制西域各国。 因此一道完全脱离秦朝长城范畴而以全新姿态出现的西长城被兴筑。
纪元前二世纪末与前一世纪初之间， 随
军 事 行 动 开 展 而 这 一 系 列 长 城 工 程， 自 金 城 （ 今 甘 肃 兰州） 、 令居 （ 今甘肃永登） 方面向西延伸， 横贯今日甘肃全域与新疆东部， 历史上有名的玉门关和阳关出现，
便是此期间的成果。 现在长城大体沿袭其原线， 只是西端以敦煌为中心的东、 西部分， 已被切废。 被切废的这段 敦煌长城 ， 以及自敦煌向罗布大道延长入新疆的亭、
障系统， 均有遗址、 遗迹发现。
汉朝西长城的增筑， 对长城意义转变的关系至为重大，
自此而长城显著增大其国防线效用。 敦煌长城或汉朝西长城，
本质上便是军事开展的产物。 掩护行军、 切断匈奴羌族间联系、 控制新疆和保护中国西域间交通安全，
主要作用全在于战略性， 此其一。 其二， 长城工事的非限于主线， 由线而推展到面， 这一特色也以这一段战略长城为最明显。
驻防部队瞭望哨性质的 亭 ，更多和更远脱离主工程， 被广泛分布到长城线左、 右、 内、 外。 《 史记》 匈奴列传有段说明： （ 太初三年） 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 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
而使游击将军韩说、 长平侯卫伉屯其旁， 使强驽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这一类部署，
分明已造成长城即要塞的格局。
同时， 汉朝西方新领土越出长城线以外的现象，
也与国境线长城大相异趣。 国境线长城的位置必须在领土边缘而非领土以内，
换言之， 长城线与国境线相符合， 附带的意义， 又是长城以外无汉人。 而敦煌长城， 北则居延亭障的配列， 以及居延有名的受降城建筑， 可以使汉族部队由甘肃通过宁夏，
沿额济纳河一直推展到漠北， 西则自玉门关顺着世界史上著名的丝道北线至于天山，所在皆布防驻屯，
国土边界已遥遥超越于长城线以外。 这种情形，
与秦朝长城， 区别极大。
然而， 尽管汉朝西长城与秦朝长城间已有区别，
尽管西长城已非国境线性质， 却仍然不能与 长城防胡 这个论调混为一谈。 因为， 这一段长城所代表的精神是积极的、 进取的，
非只不是防御， 相反还是执行前进政策的工具，是战略性的攻势长城。
长城何时成为一道如今所见似全然防御性质的工事？ 答案是至四世纪末南北朝形成前夕、
北魏建国时才有迹象。 距离二世纪末汉朝统治开始崩溃，
中间相隔整整两百年。
这中间两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长时间大分裂和大动乱时代。 一世纪以后，
因汉朝对匈奴斗争获得全面性胜利， 而后汉魏晋政府采取了长城开放政策，
允许服从与愿意接受保护的游牧民族移居到长城以内。 这个事实使长城原系代表国境而非后此心目中的国防线的观点更获得支持，
否则， 开放长城，引进外人来到国防工事背后，
将无法解释其理由。 到 五胡乱华 ， 也便由这些因移住长城以内而转变了生活习惯的原先异族而后来又是被同化者，
领导割裂北方中国， 在黄河流域分别建国， 其时长城在中国史料中未再被重视。 待长城历史中断两个世纪而再被重视，
便已是大动乱近尾声， 四分五裂局面初步被合并为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时代。
再出现的长城， 材料已改用砖， 所扮演的角
色， 也全然成为
防胡 了。
中国史料与所指 西域 范围
二千年前中国文献已有提示的古代中亚细亚人种问题，以及白肤色雅利安人时代活跃的商业特征，今日考古发掘收获都予证实，而能完全绘出其复原图，也因了这些中国史料，才对古代四大河文明中间地区的历史研究，能予静止的地下实物史料以动态说明。意义特别重大的，这些地区古代都没有自己的史书流传，即使文明先进的印度，也向来只有传说而无历史，所以认识古代中亚细亚，甚或印度，文字史料不能得之这些国家自身，反而须从中国文献与中国人的西方知识中求取，这便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史学问上的莫大贡献。中国古代记录的价值被考古、历史学界共同承认，今日有关中亚细亚古代历史地理叙述，一般引用文字资料，来源因此也很多取自中国史料。
古代中国与西方间无形的交通与文化交流，相信张骞以前定必早已存在，但有形的西方发现，以及汉族中国人开广世界眼界，则都有待张骞。纪元前一世纪初《史记》大宛列传转载张骞关于纪元前二世纪后半西域九个国家（大宛、楼兰姑师、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的国家性质与人口、武力强弱、民族性、风俗习惯、物产经济及与中国间距离等的报告，由当时人报导当时事，不但当时使中国人西方知识飞跃充实，流传迄今，也成为世界学术界关于中亚细亚历史最早的直接记录。张骞观察力的锐利、记忆的健全、叙述的正确，以及地理推定的恰当，在研究古代世界史的学者间获得至高评价。
媲美《史记》大宛列传的，是汉朝另一部著作：一世纪后半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广泛转载汉朝西域都护府调查制成有关西域各国土地、山川、户口、兵数、官名、道里远近等统计，所列国家共达五十五国之数，并于今日多能考定其现在地理位置。所以《汉书》西域传乃是自玉门关以西、伊朗以东、印度以北、乌拉山以南地域古代诸国家，最完整与最精确的一次系统性介绍，明了西域早期面貌，唯有求之《汉书》西域传。而中国诸正史记录西域事情，《汉书》所转载的强力统制时代官方调查，也无疑最具权威性。
《史记》《汉书》所说明，如：（大宛）属邑大小七十余城；（安息）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划）革旁行以为书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罽宾）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安息）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大月氏）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等国情，与实情可谓完全符合。
连接《汉书》所说明时代，是五世纪前半的著作《后汉书》，其西域传所据直接材料出自班勇或其幕僚人员手笔，却不齐全。《后汉书》西域传序文谓：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可知性质原系《汉书》补充，而非独立著作。但南亚国家与地域的出现于传中，则值得特笔大书。印度或身毒，是纪元前二世纪张骞最早所知地区之一，但《史记》与《汉书》都无专条，自《后汉书》西域传开始以天竺之名列有条目，说明：一名身毒，卑湿暑热，临大水。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其时皆属月氏。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密、胡椒。
《三国志》所述时代连接《后汉书》，但撰写完成时间反早在三世纪后半。与《三国志》同时撰成的另一部著作《魏略》，其著名的西戎传资料，后来于五世纪时被加入《三国志》魏志卷末为附文。古代新疆五大支配势力的形成，以及古代中国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国的最初专条，便都第一次见之于《三国志》魏志引《魏略》西戎传。
六世纪后半著作的《魏书》西域传，又是份热门历史文献，取材均在纪元四九四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前，这从统计各国与中国间距离，全以去代（旧都平城）若干里为标准可知。其综论谓：西域自汉武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太延（北魏太武帝年号，五世纪前半）中，为十六国，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正是迄于五世纪时，历史发展下的西域变貌型态，中亚细亚全域接受北亚细亚突厥游牧民族外力支配前夕的形势。所收录国家，超过《汉书》之数而达六十一条，大部且位于帕米尔以西，甚多历史上西方新国家名称，都自《魏书》西域传始见，记事面可谓特别广大。再经七世纪初《隋书》所介绍的过渡期，西域乃直接加入为唐朝的中国历史。
只是，隋朝以前，所谓正史的有关西域记载，主要也限于上述。《宋书》《南齐书》《陈书》《北齐书》都无西域传。《晋书》《梁书》《周书》须迟至唐朝才撰写，所了解西域国家，非只因过少而合并于四夷传、诸夷传或异域传，并且，除了《梁书》滑国（嚈哒）条堪称杰作之外，其余多数在取材方面沿袭《汉书》《后汉书》陈旧资料，与现实已有颇大距离。《南史》《北史》所录西域国家，尤其明显便是《梁书》与《魏书》《隋书》的一字易移刊。
《魏书》西域传今日学术界给予评价甚高，而缺陷仍多，如粟特与康国、吐火罗与大月氏、大月氏与嚈哒、安息与波斯等，同地异名或国家朝代前后交替，都误列为同时并存的不同两国。相反情形，则粟特条的以不同两地混淆；另一类型错误，又如以后期贵霜大月氏退出西北印度与早期大月氏退出中国河西相混，而介绍富楼沙城或乾陀罗新国家为小月氏。这些错误发生的由来，可能因《魏书》西域传原著曾被遗失，今日所见，系十世纪以后宋朝人依唐朝人转载入《北史》西域传的部分，所予复原，而两次转录之间，疏忽在所不免，可以肯定的例子之一：今日《魏书》西域传嚈哒条所载里程的独为去长安若千里，便显知已非《魏书》原著；例子之二：康国条又系由转载《隋书》西域传而误引入《魏书》西域传内。
而且，高价值的中国古代记录，其价值也非绝对而有其限度，若干观点与说明，今日都须重作解释。同一地域，叙述资料的时间鉴别也重要，《魏书》固如此，《后汉书》又是例子，《后汉书》一般记述年代固达于三世纪前半，但西域传资料则明言依据的是班超之子班勇任西域长史时调查记录，而班勇职权范围内的情况了解，时间上不能越过其本人担任西域职务的二世纪前半。大月氏于二世纪正当贵霜王朝蓬勃发达之时，《后汉书》记载却止于阎膏珍，迦腻色迦王轰轰烈烈的事业，今日须参考佛教书籍补充才能明了。另一个例子，《汉书》以安息国名与国都名相混而称王治番兜城，《后汉书》知位于里海东南的安息国都应该正名和椟城，但依的仍是早期资料，实际纪元前二世纪后半，亦即汉武帝通西域同一期间，安息国已因取得美索不达米亚而迁都到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历史名城，与以后萨珊波斯国都为同一所在，亦即以后《魏书》所谓波斯都宿利城，《隋书》所谓波斯都达曷水之西苏蔺城。
同时，古代中国人足迹以到达伊朗为限，因此他们直接了解的地域仅至于此，《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条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已予明言。即使安息其地，除了汉朝之外，其后到达的机会似也不多。中国人往西方最远纪录，是纪元九七年后汉甘英的抵达条支，却仍未能因此增加中国人西方见识，未知因甘英其人是个庸才，不注意搜集有关资料，抑或携回资料以后都经散失？而班勇依于职权所作的调查，空间尤已不能超越中亚细亚。所以，对于自伊朗再以西的远方世界，今日能获历史界共同承认的，仅是三世纪时中国人西方地理知识极限与当时被称为大秦的罗马帝国。《魏略》西戎传西域记载，唯一便以大秦为特详，大秦国叙述文长一千二百多字，《后汉书》除了增补甘英后半个多世纪，桓帝延熹九年（纪元１６６年）大秦王安敦遣使后汉政府的叙事之外，关于介绍大秦国情方面，全《魏略》说明的摘录。从两书列举自安息出发行程，及其国在海西而其西又有大海的地理位置，堪了解便是意大利半岛，而指大秦自葱岭以西，此国最大，有四百余城，小国从属者数十，多金银奇宝，国用富饶等，又足视为罗马繁荣期浩大气魄的写照。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也正是元老院统治的解释。而《后汉书》所记大秦王安敦，与纪元一六一至一八〇年在位，罗马五贤帝末期有名的哲人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古斯都年代、王名又都相当，学术界均无疑义，所以大秦之为罗马帝国，为堪认定。
大秦以外，《魏略》《后汉书》列举的颇多国家与都市，东西方学术界证今日地名时却往往受到困惑。除阿蛮或可与亚美尼亚对音；黎轩或可与希腊文化时代科学发达中心，以及罗马帝国治下以经济文化闻名的埃及对音之外，其余严国、于罗、斯宾等国名或地名，都是个谜。
至于《史记》大宛列传有专条，以后诸书也常述及的条支，则以史记在安息西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的报导内容推测，所指可能系由叙利亚塞流卡斯王朝转移为安息统治的安息西方诸国统称，并无特定位置可以考定，当为流动性的概念。
不惟如此，且自《魏略》《后汉书》之后，史料中除《魏书》以外，关于远方国家或地域的名称已告绝迹，不再被提及，大秦国也仅《晋书》《魏书》继续提及，但即使被誉新颖的《魏书》，对大秦的因袭前史与脱离现实，仍不例外。所以，凡汉朝与其后有关西域的正史，非只伊朗以西参考价值多数须降低，而且严格讲来，自纪元三〇〇年左右至六〇〇年左右间的大部分时期，除了粟特等少数例外，中国人所了解西方极限，还愈须移近中亚细亚。
较正史介绍西域专门章节更可贵的，是西方大门敞开后汉族旅行家亲身访问的记录。五胡乱华时代中国第一位赴印度求经的僧人旅行家法显，于纪元三九九至四一六年间遍历三十余国而完成的《佛国记》，是遗留迄今年代最早的著名游记著作。北魏使者宋云与僧人惠生于纪元五一八至五二二年间旅行西域归来所著，原书虽已失传，但仍有一部分因纪元五四七年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转载而得保存。到唐朝，又有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僧人之一玄奘于纪元六二九至六四五年间西行归国所著《大唐西域记》。这些具有丰富内容的历史地理第一手资料，今日都已享誉世界，为东西方历史学界所熟知。只是，这些著作，记事范围仍都限于中亚细亚与印度，不涉及伊朗及其以西。
另一部成书年代较早于玄奘，且记述广达地中海的私人著作，系六七世之交隋朝西域事务专家裴矩所撰《西域图记》，虽非亲身经历，却是东西方商人旅行者见闻的综合成果，内容含四十四国，且附地图，可能已是古代世界最详细的地理教科书。可惜此书很早失传，仅余序文保留于《隋书》裴矩传，但序文中所述其时到达地中海（所谓西海）的东西交通概况与三条国际大道沿途所经国名，今日仍存在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
所须注意，自张骞以来，中国人所知晓中亚细亚或西方世界，泛称都是所谓西域，并无确定范围指出。换言之，只用以称凡属中国领土以西的地方。
惟其如此，中国今日固与中亚细亚接壤，古代却不然，中间还隔了个新疆。新疆今日是中国一省区，纪元前二世纪张骞以前则否，张骞以后，也很多时间只以保护国姿态归中国支配，而非中国直属领土。所以，在古代，以西域概括西方世界时，新疆同样属于西域的一部分。
与新疆介乎中国中亚细亚间的地理位置正好倒转，中国认识西域，中亚细亚在先，新疆反而在后。张骞因到达或了解其地所搜集的西域各国珍贵资料，便集中在帕米尔以西，《史记》大宛列传也因此仅对中亚细亚诸国详予介绍，而新疆国家仅最接近河西走廊与东西交通要衢的楼兰姑师一国有其说明。大宛列传附见的国名或地名，中亚细亚以西部分远及黎轩，新疆范围内仍仅止扞罙（扞弥）、于阗而已。待汉朝势力从中亚细亚折回与闯入新疆，纪元前六〇年建立西域都护制度，新疆被置于中国支配之下，《汉书》才第一次以西域为名列有专传，并区别西域的意义为二；其一，属于都护统制系统的西域；其二，不属都护的西域诸国。自此西域具备双层性解释，广义的西域，包括了玉门关以西任何地区，狭义则单纯便指新疆。《汉书》西域传提要部分：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是专指新疆（不含准噶尔盆地）。而正文分国、分条缕述，则广泛及于条支，并附见地中海岸黎轩之名。西域狭义、广义如何分别？视此记述体例可以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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