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硝烟甫一散尽的1948年，英国军事理论权威、历史学家李德哈特就在其名著《山的那一边》中写下了一段广为流传的断语：这场大战中的德国将领们是他们这个职业任何地方的这个职业最精致的产品姑且不论这里掺杂了多少个人偏好、道出或隐藏了多少是非真相，昔日对手的一位军事大家的赞誉之词，确曾让多少败军之将在昔日尊荣被剥扯得体无完肤时、在咀嚼失败这杯苦酒的痛苦反思中，能够略微抬起他们曾经高昂的骄傲头颅，甚或生出涕零的感激之心。虽不能说所有德军将领都是军旅职业的精致产物，但后人关注的视角似乎也不应总集中在那几位耳熟能详的大家身上传记作品早如汗牛充栋的隆美尔，被称为德军最优秀的大脑的曼施坦因，当然还有那位驰骋四方、性烈如火的古德里安。而这恰恰似乎就是多数军事历史爱好者有机会详加了解的几乎所有最精致的产品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曼陀菲尔传记，就是一位战史研究爱好者试图稍加改变前述格局的一次尝试。
曼陀菲尔纵然不如前述三位将领那么广为人知，但也绝非无名之辈在中外出版的数百种关于阿登之战的著作中，必然会看到著者们或繁或简地提及德军主将、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官曼陀菲尔。曼陀菲尔固然是在阿登之战中牢牢树立了自己名将的声望，但其参与或主持过的重大战役远不止于此，事实上，他是二战后半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曼陀菲尔1897年出生于普鲁士名门望族，曾祖中有一位堪称铁血宰相俾斯麦竞争对手的军事家兼政治家曼陀菲尔元帅。1908年，11岁的曼陀菲尔进入预备军官学校成为少年军校生，三年后进入著名的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经过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和军事教育后，1916年初以骑兵少尉军衔投身一战，随第6步兵师转战西线和东线战场。一战后他随自由军团参加了柏林平乱、剿灭慕尼黑等地革命运动的镇压作战，稍后又被遴选进入战后的10万国防军，成为4000人军官团中的一员。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漫长岁月里，他长期供职于骑兵，直至1934年末调入初创中的装甲部队。作为古德里安第2装甲师的一名连长，曼陀菲尔与这位装甲兵之父建立了长期的深厚关系，他的能力、口才和教学才华使古德里安将其派往装甲兵学校训练基层军官，他也在教官和校长职务上一干就是7年。
曼陀菲尔错过了1939至1941年初的所有战事，包括德军最经典的闪电战胜利法国战役。他的名将生涯事实上起步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的苏德战争，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从第7装甲师的一名中校营长火箭般窜升为德军最年轻的集团军司令官。曼陀菲尔在第7装甲师任营长和团长期间，曾在作战中一路冲锋陷阵、过关夺桥，多次充任大纵深围歼战的装甲箭头，累立战功，特别是在德军扑向莫斯科的的台风作战中，10月初率战斗群合拢维亚济马包围圈、11月底突袭亚赫罗马伏尔加运河大桥的作战，是其军旅生涯的第一个高潮，他也被誉为任何情况下都可托付重任的战场指挥官。经历了1942年初的尔热夫激战后，当年11月曼陀菲尔到北非突尼斯桥头堡出任师级指挥官。在突尼斯的几个月中，他的曼陀菲尔师以始终不过5000人的兵力既曾让英军第1集团军狼狈不堪，也让初涉战场的巴顿和布莱德雷的美军第2军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43年夏的库尔斯克会战之后，德国战车的命运出现了难以挽回的逆转，就在这个时刻，曼陀菲尔出任第7装甲师师长，率部转战第聂伯河两岸，在基辅突出部反击战中的日托米尔、布鲁希洛夫、拉多梅什利和梅列尼等一系列作战中立下了显赫战功，赢得了希特勒的关注和青睐。1944年初他改任精锐的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师长，率部撤往罗马尼亚北部后，在5月初的特尔古弗鲁莫斯战役中重创了科涅夫方面军，致使这位苏军名帅在战后回忆录中只字未提罗马尼亚北部的经历。1944年8月间他还率GD师参加了维尔卡维什基斯反击战、立陶宛境内的双头作战。可以说，在有曼陀菲尔参加的战役中，他的部队基本都是参战德军各部中表现最出众的。本书相当详细地总结和描绘了曼陀菲尔1943年8月至1944年8月底间投入的所有战事、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战役。
1944年9月初，曼陀菲尔从师长被直接撮升为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官，来到西线的洛林地区与巴顿的第3集团军交手。本书专设一章讲述曼陀菲尔在这段往往为史家忽略或语焉不详的战事中的角色。在纳粹帝国的最后一赌1944年12月的阿登反击战中，曼陀菲尔依然是德军将领中取得最大进展、给英美盟军制造最大麻烦的一位，他也因此战在德军内部和英美盟军那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在第三帝国行将崩溃的前夜，曼陀菲尔作为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官，曾与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两位苏军名帅大战奥得河防线的北段，直至最后率领基本完整的集团军向蒙哥马利元帅投降。对曼陀菲尔在二战行将谢幕前的最后一战中的角色，本书也有相当翔实的介绍。
曼陀菲尔的战后经历更是与众不同，离开战俘营和重获自由后，他从1948年起即是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的非正式军事顾问，一直为德国重整军备和重建国防殚精竭虑，为争取老兵权益、释放战俘奔走呼号，也为建立欧洲的反苏策略和防御体系出谋划策。1953至1957年，曼陀菲尔出任国会议员，在西德的国防和外交事务以及新德军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8月，他因战时曾下令枪毙一名有临阵畏缩之嫌的士兵，而被西德地方法院判处18个月有期徒刑，但在前总统等显要的帮助下很快获释。曼陀菲尔被称为是军旅生涯无可挑剔、平民生活卓尔不凡的融入民主社会的模范，但自1960年代初起，他远离了所有政治活动，除了与昔日的对手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克拉克、蒙哥马利等频繁交往外，还积极参加包括老兵聚会在内的各种活动，同时著述甚丰。1978年9月，曼陀菲尔在度假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隆美尔战时是一名公认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战后却被冷战期间身居高位的部属们出于种种需要塑造成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领袖和德国民族英雄；曼施坦因1949年被作为战犯判处18年徒刑，虽因健康原因早早获释，但他在战争中忠实执行希特勒邪恶政策的举动显然令其卓越的军事生涯蒙尘；古德里安并未被控为战犯，但战后似乎成为最被英美等西方国家嫌恶的前德军将领，而且在1953年即早早离开人世。曼陀菲尔战后的命运与这几位前辈截然不同，他既未被尊奉成隆美尔那样的民族英雄，也未被指控为战犯和纳粹分子，而是以干干净净的国防军军人象征的身份投入了政坛，还在昔日对手那里赢得了无与伦比的良好声誉和尊敬。二战中的德国国防军当然不是什么干净得毫无暴行与罪行的军队（有这样的军队和战争吗？），他们也作为帮凶犯下了各种各样的战争罪行，但与恶名昭著的纳粹党卫队、盖世太保、行刑队、集中营看守部队等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事实上，联邦德国立国之初，德国人曾在相当长时间里痛苦地反思军队的战争责任、乃至全体国民的集体罪责，将领们对希特勒的崛起和发动的战争应负何种责任也一直是争执不休的话题。1956年，西德国防部长布兰克（Theodor Blank）曾在公开场合表示：绝不能把军人和战士视为魔鬼，并把他们从社会中割裂开来德国战士勇敢、忠实、服从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被罪恶的国家领导人利用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这段话虽不注定就是盖棺定论，但这个立场显然为战后组建新德军直接扫清了道德障碍，也为德国人在直面历史时既痛苦思过又放下包袱廓清了道路。
曼陀菲尔作为战时德军的一员名将，他的人生轨迹以及后人对他的评价自然无法脱离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代。自1943年2月首次受到希特勒召见后，到1945年4月前曼陀菲尔曾是受召见次数最多的前线将领之一，希特勒和纳粹高层对他可谓信任有加，尤其是考虑到1941年冬季之后希特勒对国防军将领深深的不信任、厌恶甚至是轻蔑，即便用备受宠信一词来描述曼陀菲尔的际遇恐怕也不为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曼陀菲尔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或狂热的纳粹分子，他能在相对年轻时谋取军旅生涯的高位，主要还是拜他自己的勇敢、才能和战功所赐。整个二战中，曼陀菲尔基本上一直都在忠实地履行军人职责，虽然他曾拒绝执行希特勒下达的敢死队命令、政委命令和焦土政策，也曾挑战邪魔希姆莱的党卫队，更在1945年4月末的最后时刻里抗拒最高副统帅凯特尔的命令，但总体来说，曼陀菲尔是一个简单率真之人，与绝大多数军官类似，他也存在着知识视野狭窄、傲慢自大、不了解政治、不关心军事技战术以外的世界等重大缺陷，而正是这些缺陷使本应秉承军事荣誉和传统的德军军官们心甘情愿地供希特勒驱遣，成为德国战车上一根根可悲的辐条。
战后西德武装力量总监施派德尔（Hans Speidel）将军曾对美军四星上将、战时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说过：太多的德国军官一口咬定他们仅仅是战士，而且他们对政治知之甚少，或者一窍不通；他们并不觉得除了执行下达的军事命令外还应承担什么责任。这一评论当然也适用于曼陀菲尔。其实，二战德军将领的视野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缺乏政治头脑和是非判断力，也是普鲁士德国军事教育自腓特烈大帝之后百余年演变的结果。18世纪中叶和后半程，腓特烈大帝为普鲁士王国建立了令欧洲诸强敬畏的声誉，那时选择军官最主要的标准是血统和出身容克贵族、军官世家、高级公务员之子就是他最喜爱、最信赖的军官来源。19世纪之初，当普鲁士军队在耶拿（Jena）惨败于拿破仑之后，伟大的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着手终结了容克贵族阶层在军官团的垄断地位,成就和知识水准也成为选择未来军事领袖的重要标准。不过，即便在改革的黄金时代，普鲁士军官团也一直存在着强调智力和知识水准、偏重性格与精神力量这两派的斗争。沙恩霍斯特的继承人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去世后，改革成果曾几乎荒废，直到另一位划时代的军事大家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担任了普鲁士参谋总长，唯才取人、强调知识水准才成为稳居上风的军官选拔标准，军官团成员必须具备严格的教育水准，参谋本部军官团成员的选拔更是严格，许多军官都是智力兴趣宽广、富有教养和审美情趣的人，不少人通晓历史（并不局限于狭窄的纯军事历史），对于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也有着广博的见识。但是，到19世纪末俾斯麦时代终结时，普鲁士德国军官团中强调性格与精神力量的一派占据了上风，支配军官团200年的贵族传统价值观念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那些出身虽然普通但知识丰富、视野开阔的将领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用历史学家梅加尔基（Geoffrey P. Megargee）的总结来说，德国人理解的性格力量包括坚韧耐久、当机立断、头脑冷静、拼命工作、严守军纪、服从命令、忠诚守信等一系列品质。这些品质当然在任何国家的军队里都很重要，也是指挥官们在战场上应对局势、控制部队和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但问题在于，德军的军官职业教育在性格与知识之间失衡了越来越重视军的性格和体格的强悍、精神与意志力的作用，越来越偏重与纯粹军事武力直接相关的技战术领域，军官们的智力兴趣和知识视野大大缩小，军官团很少有人对政治感兴趣，或有愿望了解治国之道，几乎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高效地使用武力，至于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国民心理等等，均不是未来的军事领袖们需要考虑的。到了1920年代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主军时期，打造一支非政治化的小型精英军队、为未来大扩军做好准备是他唯一的目标，军人们被严禁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活动，即便选举和被选举权都被褫夺。诸如曼陀菲尔这样的下级军官也只有将所有精力放在强身健体、钻研军事技战术和军事历史等狭窄的专业领域。考虑到这样的历史演进和背景，就不难理解1933年初的骑兵连长曼陀菲尔为什么会向纳粹的万字旗敬礼，二战中的绝大多数德军将领为什么无条件地服从一切命令、心甘情愿地接受任何驱遣。也难怪李德哈特那段著名的断语中还有一句：如果他们能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解力，他们还能更出色。但是，如果他们变成了哲人，那么他们也将不再成为战士。
曼陀菲尔战后曾对刺杀希特勒的抵抗运动团体大加挞伐，斥责其成员都是胆小鬼和卖国贼，还曾屡次建议阿登纳在组建新军时只能任用那些恪守誓言者，决不能任用那些出于怯懦或个人野心而在背后向领袖捅刀子的所谓抵抗战士。可以说，曼陀菲尔对自己早年的老战友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上校等抵抗分子仇视至深。看过朱维毅所著的《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一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版，第216至227页）的读者，想必可从他所采访的二战德军老兵们垂暮之年发出的言论，体会出德国人对密谋团体的认识经历了多么漫长曲折的艰难过程。或许，战后的曼陀菲尔已认识到纳粹政权实为犯罪集团的邪恶性，体会到他曾全身心投入的战争将德国拖入了灾难的深渊，但他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军人荣誉感和信守誓言的承诺使他无法释怀，也无法原谅前同僚中的反叛分子。
作者怀着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大量史料为基础，以30余万字、几百幅图片的篇幅力求相对客观公允、翔实全面地介绍曼陀菲尔的一生。曼陀菲尔是一员名将，也是世界范围内他那个职业、尤其是装甲机动战方面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李德哈特曾赞誉他是杰出的装甲兵领袖、机动与突袭艺术的大师，著有《最长的一天》、《最后一役》和《遥远的桥》等名著的作家瑞恩（Cornelius Ryan）也曾说他可能是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之后德军最伟大的装甲战术家，至于曼陀菲尔的战时上级和昔日对手对他的好评更是不绝于耳。为这样一位声誉卓著而且也非纳粹分子的将领立传，的确容易滑入一种膜拜的轨道。读完本书的读者掩卷之余定会发现，作者竭力避免描写德国著名军事人物时常见的膜拜、猎奇或一批到底的写作方式，而是试图在言出有据的前提下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前德军高级将领。
这本著作能够得以完成，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夫人和孩子。对于我多年保持着研习战争史和军事人物的热衷，夫人一直给予大度的理解和宽容，当我一度心无旁骛、专注于分析资料和伏案撰写时，夫人更是毫无怨言地纵容我沉溺于自己的爱好，默默地独自承担起照料幼子的责任。我也想感谢我的两个儿子，他们失去了不少爸爸陪着玩耍的时间和机会，但也时常以捣乱的方式让爸爸离开案头，能享受一会儿轻松的时刻。
这本著作能以今天的面貌问世，我衷心感谢在军事著作翻译出版方面颇有建树的小小冰人先生。没有他的鼓励和热情举荐，我结识著名出版人、指文图书的罗应中先生的时间可能会大大推后，本书也就难以在今天以这种方式问世。罗应中先生是军事著作出版的行家里手，他不仅待人中恳，而且头脑灵活、创意十足，慨然允诺出版本书之余，还在最后的定稿阶段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在本书面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里特向罗应中先生及其编辑出版团队、出版社的相关人士所付出的努力致以谢意。
最后，本书所有的错误和疏漏由作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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