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出生于1929年，逝世于2018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游记作家。诺里奇爵士曾任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联合主席，英国皇家文学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英国皇家古文物学会的会员，在1993年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CVO）。
他的作品包括《南方的诺曼人》（TheNormansintheSouth）和《阳光之下的王国》（The Kingdom in the Sun），集合在《西西里的诺曼王朝》（The Normans in Sicily）之中出版；《阿索斯圣山》（Mount Athos，与里尔斯比西特韦尔合著）和《撒哈拉》（Sahara）等游记；以及《威尼斯史》（A History of Venice）等。
译者简介
李达，浙江大学毕业，中世纪军事历史爱好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军事史、拜占庭帝国制度史、中世纪东地中海-黑海交流史等。
对拜占庭帝国的评价之中，一个普遍的历史认知是，拜占庭是文明世界中一切卑劣无耻的集合所有长期存续的文明之中，只有拜占庭与任何一种伟大都完全绝缘他们罪孽深重，既放弃了勇敢，也不知道德为何物奴隶，与自甘沦为奴隶的人，在思想与行动上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只有一些神学上的琐碎辩论或者战车赛上的胜负争夺，才能使这些人疯狂暴动，暂时摆脱倦怠帝国的历史是单调的阴谋史，是和僧侣、宦官、妇女有关的毒杀、密谋、忘恩负义与手足相残的历史。这段令人讶异的诽谤来自1869年出版的WEH莱基（WEHLecky）的《欧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而对当代人而言，这位作者的观点或许不再能引起多少共鸣按最后一段话的说法，拜占庭历史与其说是单调，倒不如说很有娱乐性。但事实上，在此前二百多年间，所谓的晚期罗马帝国，其风评堪称恶劣。漫长的诋毁似乎自十八世纪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开始，吉本和所有接受传统教育的英国人一样，将拜占庭帝国视作背弃古希腊与古罗马一切精华的叛徒，而这种观点影响至今。一战之后，在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戴维塔尔博特-赖斯David Talbot-Rice、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以及他们的朋友与后继者的努力之下，天平开始向另一侧倾斜，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黎凡特地区的旅行终于变得容易、快捷和较为舒适了，大众才得以亲身参观拜占庭帝国的遗迹帝国才回归了本来面目。人们最终意识到，拜占庭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继承了此前的两个伟大文明。
问题在于，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拜占庭的了解都太少了。成见依然根深蒂固。我在英格兰最古老也最优秀的公学之一的五年学习期间，拜占庭仿佛被避而不谈。说实话，我记不清课堂上有没有人提到过这个词，更不可能具体研究了，这种全方位的忽视，让我在进入牛津大学之前，一直都无法对拜占庭下一个大致的定义。或许，许多人直到今天对拜占庭的认识还是同样模糊，而他们正是我写下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但完整的故事不止于此。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于330年5月11日（星期一）建城，到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于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破城，拜占庭帝国延续了一千一百二十三年零十八天，而我在几年前写作一部威尼斯历史作品时意识到，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的种种，汇集在一本篇幅合宜的书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两位史学家尝试过，但在我看来，结果并不算令人满意，读者或者因过于简略、破碎的记述而感到困惑不解，或者在无休止的史实罗列轰炸之下知难而退。我更希望提供一种轻松的叙述氛围，因此将第一卷叙述的时代限制到大约五百年之内。前两章作为全书的序言，主要讨论君士坦丁的早年生活与掌权历程这不但是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也是接下来叙述内容的必不可少的铺垫；直到第三章我们才开始讨论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建成，而罗马帝国自此也可以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尽管他们自己从未放弃原来的国名。第一卷跨越四百七十年，在公元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加冕成为罗马人的皇帝时结束这也是最方便的历史节点之一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皇帝终于首次有了一个对手。下一卷将写到十字军时代，第三卷则将写到其壮烈而近乎无法承受的悲剧结局。
您或许要问，是什么让我决心完成如此艰难的任务？事实上这个想法并非源自我本人，而是我的朋友鲍勃戈特利布（Bob Gottlieb），那时的他还没有离开美国的出版社而成为《纽约客》的编辑。尽管我多少觉得，完成他提议的长篇大作过于大胆，但我并没有犹豫。自从1954年首次前往希腊，并于次年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使馆中任职之后，这二十多年以来我已经对拜占庭世界着迷，此后在贝鲁特停留的三年更是增添了我对东地中海的种种喜爱，而这座迷人的城市依然是世上最宜人的地方之一。当我于1964年离开外交部，决定靠笔谋生时，我的第一本书与里尔斯比西特韦尔（Reresby Sitwell）合著的主题便是那个依然存留着拜占庭精神的地方阿索斯山（Mount Athos）。这绝非偶然。
我近期作品的主题是威尼斯，她最初是帝国行省，而后成为帝国的孑遗，圣马可大教堂（St Marks）事实上其设计正是以君士坦丁主持建造的圣使徒大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为模板和托尔切洛大教堂（Cathedral of Torcello）的镶嵌画，堪与君士坦丁堡的镶嵌画遗存相媲美。而这两座城市的差异，写出来又是多么惊人！在威尼斯的历史之中，潟湖的浅水使她与陆地分离，庇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全。她清楚，在共和国结束之前，她一直安然无恙。而君士坦丁堡，却面临着无休止的威胁。一场又一场的围攻之中，城市一次又一次靠着皇帝和臣民的英勇而获救。两座城中的居民也可谓截然不同。威尼斯人信奉犬儒主义，冷眼旁观，是世上最具商人思维的人。拜占庭人则信仰神秘主义，对他们而言耶稣基督、圣母和圣人们就和他们的家人一样真实。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威尼斯的统治者是匿名的议员们他们选举一批身着黑袍的人，秘密工作，人员组成总是变动，实行集体决策制，避免任何突出的个体。拜占庭则是专制政府，统治者拜占庭皇帝接近天堂，等同于使徒上帝在人间的辅助统治者掌控着每一个臣民的性命。其中一些皇帝是英雄，一些皇帝是怪物，但没有哪位皇帝是沉闷无聊的。
仅这一个原因，就足以让这本书的写作充满乐趣，但若是谦逊地表述，也算是一种致敬。我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东罗马帝国对我们的文明有何种恩惠。若不是这个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堡垒，欧洲要如何抵御七世纪的波斯王和八世纪的巴格达哈里发？我们今天要说何种语言，要崇拜何种神祇？在文化领域中，这种恩惠也极为可观。在蛮族入侵，罗马城中的皇帝衰落之时，西欧的学术之光几乎完全熄灭，只剩下修道院中偶尔的闪光；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学术之光依然闪耀着，古典时代的遗产得以留存。我们对古典时代的很大一部分知识特别是希腊与拉丁文学，以及罗马法都是源自君士坦丁堡城中的学者、书记员与抄写员，若是没有他们，这一切早已散佚。
然而这些意义重大的辛劳，长期以来被视作理所应当而被人们遗忘。在当今时代，只有一件事依然在提醒着我们拜占庭人的天才：他们辉煌的艺术成果。基督教历史之中或许可以说，世上所有宗教的历史之中怕是再没有哪一批艺术家，能够将如此深刻的信仰渗入艺术作品。拜占庭神学家过去坚持宗教画作与镶嵌画作必须展现上帝的形象。这要求绝非简单，但在帝国的教堂与修道院中，它一次又一次地被成功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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