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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扩张的冲击、社会问题长期累积形成的危机及严重的政府失能等层出不穷的状况。新老问题汇集,而大清帝国却如同疲惫的老马,力不从心,僵而不死,勉强维持着。经由无数小事件汇聚成的巨变,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开始,通过碰撞、叛逆者、自强、变法、开战、烽火、互保、溃败、革命九个章节,深入探讨晚清社会巨变背后的复杂动因,展示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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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袁灿兴,教授、博士,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主讲,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著有《传膳啦!》《北洋军征战史》《草原帝国准噶尔》《军机处二百年》《大唐之变: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大清内务府:从帝王的家奴到鹰犬》《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研究(1874—1949)》等,作品先后被翻译为法文、土耳其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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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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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碰撞:闯入大门内的陌生人
天朝大门被打开
谣言:天津的传说
仇恨:卜克斯之死
慈善:丁戊奇荒的契机
利益:山东没那么好混
第二章 叛逆者:乡村冲突的复杂动因
赋税与官激民变
争地:庞三杰的三变
冲突:拆庙建教堂
神拳:兴清灭洋
干旱导致华北巨变
第三章 自强:一体化统治的自我修补
赫德与总税务司
外交新思维与走出国门
同文馆与新式学校
军事现代化与政治意图
洋务也是一场经济自救
第四章 变法:顶层设计的老问题
王朝的顶层设计
不如意的光绪帝
流产的戊戌变法
请为皇帝陛下立嗣
立嗣之争与仇洋
第五章 开战:内部撕裂的外部表达
保守派的回击
向十一国开战
五大臣之死
臣唯能杀洋人
五个暖心鸡蛋
第六章 烽火:战争背后的政治运作
炮口抬高了一寸
血肉之躯逼停火车
炮台对决炮舰
天津大炮战
京师大门被轰开
第七章 互保:一体化统治系统的松动
风暴将来袭东南
第一红顶盛宣怀
刘坤一的忠与叛
张之洞的庚子布局
裱糊匠李鸿章
第八章 溃败:离散的一体化统治系统
黄衫死国老臣多
保皇是门好生意
新政为何搞不成
江湖间的叛逆者
废除科举与书生从戎
笑到最后的大佬
第九章 革命:危机的总爆发
满汉矛盾与阶层固化
财政紊乱与各地民变
投资与四川保路运动
流言与湖北新军风暴
权威失序与收拾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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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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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在19 世纪遇到了西方工业社会的刺激与挑战。就清廷而言,入关三百年后,虽经历各种挑战,但王朝家业,似乎仍然固若金汤。道光、咸丰年间,内有太平天国崛起,外有英法入侵,亦能化解危机。此后清廷学习西方,操办洋务,遂有同治中兴。然中华帝国内心之坚守,传统之影响,却使洋务运动只能有皮毛,而未能长出血肉。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内外交困,使清廷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开始了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学习,并开启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步伐。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了晚清时期,整个国家呈现出巨大的裂痕,无数的小事件汇集之后,形成巨大的合力,带来了晚清巨变,最终导致清廷的崩溃。三千年文化之传统,要破除旧习,维新图强,靠内部力量,常不足为之,而必有新力量勃然而起,斩断旧日势力,摆脱一切羁绊,方能奋发往前。
自西方列强出现于东方,传教士群体涌入,成为大门内的陌生人。传教士在华,既推动了中国文化、医学、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也与恪守故旧的势力发生冲突,庚子年义和团之勃兴,实源于内部争斗。此年,保守派借拥戴大阿哥溥儁之名,结成一党,势力雄厚,虽慈禧亦不能制之。保守派仇视西洋,遂借义和团之力量,欲内除光绪,外拒西方各国。奈何时代业已巨变,在历史车轮前,保守势力不啻为螳臂当车。
庚子年巨变之后,清廷发现,不变则亡,于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以求实现富强,挽救大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可历史没有留出太多的时间给清廷去完成这场过渡,在历经多年的努力而未能达成求强求富的目标后,解决中国问题的焦点转到了改造社会上层建筑之上。当1905 年慈禧太后命五大臣出国考察时,激进的汉人民族主义者认识到,该考察团的使命有利于巩固清朝,这令汉人民族主义者沮丧,其中的一些人采取恐怖手段,试图阻止这次变革的新举动。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学生想在火车离开北京时炸毁它,但失败了。1906 年,慈禧太后下令预备立宪,改革行政机构,重设六部,召开国会,并推动县以下的行政改革。但是这些举动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清王朝已经彻底无法挽救。
1911 年清王朝崩溃。但革命者推翻清廷之后,却未建立起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这个政体与以往王朝的唯一区别,在于它披挂上了现代共和的外衣。没有通过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社会底层结构的改变,只是追求单纯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就不可能真正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任务。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庚子巨变,到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中国经历了由经济层面到政治层面的变革,但都未能完成社会转型。先进的知识分子随后发起了五四运动,希望通过思想层面的变革来彻底重造国人之精神,但社会底层结构的改变仍被忽视。费正清回忆,他的老师蒋廷黻曾说:“现代中国人对西方外在事务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
在以后的时代发展中,凡能注重于从中国底层社会着手者,虽是星星之火,却可掀起燎原之势。
虽然清王朝关闭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沉溺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西方人却从未停止过进入中国大门的努力。随着近代西方各国的兴起,这种“努力”背后的精神,也从往日单纯的宗教热忱变为随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对商品市场的无限渴望。支持这种渴望的力量,已不再是往日传教士手中的经书,而是由国家力量所支持的、经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
18世纪末,英国派遣使团访华,想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但未获成功。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贺寿,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马戛尔尼使团携带了大批代表工业革命后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礼品,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装备了大炮的战舰模型,以及各种先进的火炮、步枪、手枪和最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等。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并赴热河拜见乾隆帝。马戛尔尼提出了通商的要求,要求清政府允许英国商人到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允许英国商人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在舟山附近割让一小岛给英商贮货与居住等。清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指出这些要求不合“定例”。马戛尔尼来华的主要目的是通商,并没有向乾隆帝提出传教问题。但乾隆帝在接见使团时特别指出:“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夷人传教,尤属不可。”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对西方各国而言是闭塞了通商的大门;对文化而言是闭塞了交流的大门,对传教士而言是阻碍了他们神圣的传教事业。中国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对传教士而言是一个无限的市场,被关在大门外的传教士们不禁叫嚣:“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
近300年的清王朝,到了19世纪末期已是苟延残喘,靠着惯性而维系统治,但其统治的基础是脆弱的。广袤的农村,当风调雨顺、社会承平、衣食不缺时,农民在表面上会顺从于宗法体系,会敬畏于士绅阶层;而当危机来临之际,当饥饿的恐惧无法抑制时,什么宗法体系、什么士绅阶层,在聚集成群、寻求生存的饥民面前都被撕裂成碎片。
在华北,不论是贫瘠地区还是富裕地区,都爆发了一系列的教民与非教民冲突。这些冲突的表面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教民依赖于传教士而横行无忌,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生存资源的激烈争夺。
而在当时的保守派眼中,社会的深刻危机、残破的农村、无望的农民,这些都不是问题,“夷夏不两立”“华夷之辩”才是根本问题。他们愤慨于近代中国的历次战败,他们咬牙切齿地叫嚣道:“一再败于泰西,实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奇耻大辱,心血上冲,冠发上指,地球中第一大国竟然受制于小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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